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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阶级社会中统治的需要，一种专门为统治阶级出计策、献谋略的幕僚团体，在中外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像我国战国时期的平原君就有门客三千为其出谋划策。而现代智囊机构的形成，则与军事有着难以割舍的渊源关系。正是为了适应战争日益复杂化的需要，专门性的智囊机构才得以出现并得到长足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进步，交战双方在先进军事技术的发展、部署的运用方面开展了广泛的较量。这使得具有高端知识储备的科学家以及专业性的工程师参与参谋机构的工作和决策过程成为一种迫切需要。当时，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投入战术决策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不少于700人。他们的工作不仅保证了当时军事的需要，而且对战后各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加入智囊机构，参与决策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那种以政治权术和军事韬略为专长的智囊，逐渐被以经济为中心、科学技术为手段的多学科综合的专家集体——现代“外脑”所取代。 本文所做的研究，正是这种现代“外脑”的一部分——政策“外脑”。这类“外脑”主要出现在公共领域，主要为政府等公共部门的各种公共政策出谋划策，调查分析，提供政策问题的解决方案，为政府公共政策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这类“外脑”包括社会各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科学家、工程师等个体;从发挥作用上讲，更主要包括各种类型的政策研究组织等群体。 在问题提出的基础上，本文首先从公共政策客观理论的描述入手，然后引出了对具体政策“外脑”的讨论。本文逻辑框架和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主要从综合的角度指出了本文讨论的重心以及要解决的问题，主要界定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并为下文的讨论设定具体的情景和研究方法。在分析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指出了本文的研究路径以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从广泛意义上对“外脑”做出解释和分类的基础上，指出了“外脑”普遍具有的功能以及作用领域，并引出了本文研究的重心——公共政策“外脑”。在此基础上，以美国政策“外脑”为例，描述了西方国家政策“外脑”的发展情况。第三章，通过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者分析以及公共政策产生过程的各种力量博弈进行讨论，指出了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外脑”所特有的功能。第四章，以江苏发展高层论坛为案例，指出政府在实践公共政策“外脑”咨询方面取得的成效。第五章，在前文纵向横向比较政策“外脑”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外脑”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关完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