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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了《南京零距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个案分析,以"话语"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试图通过"话语"这一抽象但是同样能够具象分析的关键作为研究途径,来论证其成为"公共话语空间"的可能,并寻求其存在的现实意义。 由于工作上的原因,笔者产生了将《南京零距离》作为研究课题的兴趣。在已有有关《南京零距离》的研究中,绝大多数主要是从传播和新闻学视角出发,关注于节目的表现形式和采制内容、兴起缘由、传播特征等,很少有人从社会学视角对《南京零距离》进行探讨,指向社会沟通意义的研究被大大忽略,而从公共话语空间的角度来分析的就更是屈指可数。因此,对笔者来说,从一个全新的社会学视角来剖析《南京零距离》,并寻求另一个层次的意义将会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笔者试图从完全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通过对话语形态的研究,是否可以论证一种新的语言生态正在形成？在这种语言生态的背后,是否可以寻找出其中显现的社会动力？这样的话语空间,是否具备了作为公共话语空间的要素？在这样一个空间里,究竟谁是力量的主导？它的存在,对社会究竟有什么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笔者选取了另一档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新闻节目《江苏新时空》为参照对象,通过对话题、关注对象、话语主体、话语表达方式、话语控制等指标进行文本对比,来发现二者的差异和联系。通过对大量原始文献的整理和归纳,采用统计方法进行定量研究,按照话题、关注对象、地域性、话语主体、价值观等指标进行归类,从而转化成定量的要素进行对比分析,同时借助文本内容分析方法,来发现话语主题、关注对象、区域性、话语主体、话语方式等方面与公共话语空间有关的特质, 笔者通过5个部分来对《零距离》和《新时空》个案进行样本对比分析,笔者首先发现,二者在话语主题和关注对象上存在差异。制作者首先在视角上发生了改变,视点的下移让话题由以前的会议新闻、政治主导内容变成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领域内容,节目所关注的对象也由政治领域转向消费领域,由精英这类"大人物"转向平民大众这些"小人物",由宏观层面的叙事转向具体的微观层面、个体层面叙事,由全局性的大视野转而追求局部的、本土化、深入的描述。话题选择的改变使公众投身其中并津津乐道,因此,选择公众真正关心的话题首先使建构一个公众关心的公共话语空间成为可能。 在对话语主体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被访者、主持人、记者三类话语主体共同构成了开放式的普通大众表达的话语语境。根据被访者的出场频率、时长和顺序来看,大量市民的出镜使他们成为话语的主角,而且,节目打破了单方的叙事,直接将原生态的矛盾冲突的多元关系引入节目中,让各方都有机会表达,多元化话语表达主体成为其突出特征。同时,主持人和外景记者也放弃了中立的传统新闻立场,首先在角色扮演上与市民等同,然后在情感以及态度、价值观上都深度涉入,进行了与受众等同的角色扮演,使这个话语场的被访者、主持人、记者三类话语主体共同构成了开放式的普通大众表达的话语语境,在客观上满足了作为公共话语空间的首要条件:"它对尽可能众多的人开放,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社会经验"。 在话语方式上,节目用浅白易懂的口语化话语体系背离了以书面语为主体的官方话语体系,展现了原生态的市井社会,消解了电视的"神圣感",使之能够成为市民自由表达、畅所欲言的公共话语空间,在话语方式上为市民的融入创造了语言条件,使话语主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并采用了故事化新闻的手法,用文学化的手段还原生活的真实,迎合了市井百姓的审美偏好。这样,以口语化、故事化以及叙事视角的变化等系列话语表达方式的变化,迎合了市井百姓的欣赏习惯、审美取向和心理被尊重的需求,用最适合大众的方式来满足大众的表达需求,降低了对话的门槛,为形成"公共话语空间"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 而衡量一个公共话语空间的开放程度最直接标准就是公众的参与程度和涉入深度。如果公众只能单一作为被访者在画面中出现,只能通过电视作为终端的信息接受者出现,那该节目作为公共话语空间存在的意义其实并不存在。因此,从公众参与程度对《南京零距离》进行考量就会发现:首先,热线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这些工具成为了平民百姓参与互动的显性必要手段,使媒体与公众能够良性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同时,作为另一种隐性参与方式,"全民皆兵"式的新闻采集制度形成了市民报料人和市民记者模式,让市民不光是新闻的消费者、当事人和见证者,更近一步地成为新闻的制作者、传播者,直接在《零距离》中进行话语表达,促进了《零距离》作为公共话语空间的功能实现。电视的专业性界限因为DV这类现代技术的普及而被轻松跨越,造成了"传者"与"受者"的功能界限完全模糊,达到了真正的互动,市民既是新闻消费者,也可以转换为新闻生产者。而无论是口语化的表达方式、故事化的叙事手法还是全民参与新闻,都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了成为"公共话语空间"的第二个要素:"在公共话语空间,任何公众都可以平等、自由、理性地讨论各种论点和意见。" 但是,应该看到,在现有社会条件下,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在这个话语场中的角逐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电视文化的这种平民意识形态在利益原则与价值多元的共同作用下也不得不发生偏离。一方面,它必须顺应政府的舆论导向,使"上头满意",另一方面,生存的压力使它同时得依靠收视率和广告商,使"下头喜欢",因此,就注定了它必须在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之间取得平衡,也因此,它与"公共话语空间"的第三个要素--"独立于政府,不受任何经济力量或商业利益的制约"还相去甚远,将《南京零距离》作为真正的一个公共话语空间来认定为时尚早。但是,《南京零距离》本身的存在,打造了一种全新的新闻语态,通过建立了一套平民的话语体系,颠覆了传统的新闻话语语境,从而可以说创造了一个新的新闻生态,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新闻本质的回归。它所进行的建构一个公共话语空间的尝试,必然深远地影响受众的思想和行为。 正如哈贝马斯所预料到的,真正的公共领域只是一种理想类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样的纯粹形态都难以存在,它从来,今后也不会存在。《南京零距离》的产生,适应了民间意识觉醒、公共意识兴起的社会发展需要,并体现出一种民主精神。在某种意义上,《零距离》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民众和民众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进而给民意一个畅达的渠道。人们通过在这一话语场的言说,由"舆论"转变为"公论",有助于"公共领域"的建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不完整,但《零距离》的出现是转型期建立公共话语空间的有益且非常必要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