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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动荡不安的十年“文革”终于结束。此时的中国史学界与中国社会一般，支离破碎，百废待兴，反省与重建成为历史和时代对的新要求。但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内部，由于长期“左”的错误影响以及史家个体之间在学术根基、治学理念、人生态度、社会信仰等诸多方面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这导致了其在面对西方各种思想文化的冲击与批判、反思、重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程中出现了个性彰显、思潮各异的精彩对局。具而言之，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治学路径的不同，可细分为五端: 以胡绳、黎澍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将中国史学界进行初步的拨乱反正之后，主张要“回到马克思”，在经过对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以及历史发展道路等问题的诸多探讨之后，逐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应有内涵及其与历史学之间的界限。同时，作为这次学界讨论的副产品，史学界还随之掀起了一股“史学概论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路与方法亦在此时得以初步建立，此其一。 一些精于史料辨别，善于历史考据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文革”之后中国史学发展路径上主张要“回到乾嘉”，重走历史考据和史料整理的路子。这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一方面与这些史家在长期的左倾史学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太多不公正的对待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文革”后实事求是的学风重塑潮流的涌动以及“史论关系”的长期纠缠不清也是导致“回到乾嘉”史学思潮出现的重要原因。当然，“回到乾嘉”思潮中的合理成分要充分地继承并加以肯定，但有些史家在此过程中走向了另一极端，有的甚至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指导地位，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自然也会招致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对其强烈地抨击与批判，此其二。 在对“回到乾嘉”的暗涌进行抨击和批判的同时，以白寿彝、赵吉惠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亦开始注意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重建和发展的重要性。同时，随着国内精神文明建设运动的开展与国内史学界对“文革”以前左倾史学批判的一种有力回应，一股要求继承和发展中国优良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史学思潮也随着呼啸而出了。此后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际时局的变动，虚无主义史学的冲击以及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将此传统进一步接续，“传统文化热”、“国学热”接连出现，并一直“热”到了21世纪的今天，此其三。 在新、老马克思主义史家们都在群策群力，为重建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而积极努力与探索之时，一部分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历史学的现状却表现出了悲观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时下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理论滞后、方法单调、研究人员老化且与现实非常脱节，中国历史学正处于最严重的危机之中，并要求马上对历史学进行全面革新。他们的这种认识与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历史学现状的认识有着严重的分歧。但二者之间也有共通之处，那就是中国历史学要发展，要适应社会现实的要求，就必须进行史学革新。此后，史学界对历史学的理论、方法与现实的关系处理上进行了全面的革新，而这也同时带动了中国历史学跨学科研究思潮的兴起。很快，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视域和范围逐渐扩大，中国历史学也开始走向自然，走向社会，走向世界。跨学科史学研究的思潮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此其四。 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受到苏东局势变化和国内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在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之中还逐渐产生了一种文化虚无主义思想，他们否定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向往西方的现代文明。这种思潮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演化成了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面否定，“告别革命论”开始提出，并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一套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同时，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上，历史虚无主义者们任意“创新”，恣意妄为，对历史学的基本信条和史学界的学术规范进行公然的挑衅，这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讲，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和挑战并很快遭到了以龚书铎、梁柱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最严厉地抨击和批判。此后，虚无主义史学逐渐归于沉寂，但在新世纪里仍然是威胁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常发展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值得高度的警觉和警惕，此其五。 时间进入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历史学的治学路径和发展趋向也逐渐从20世纪80、90年代重视历史阐释和历史实证的研究到新世纪出现了重视历史传播和历史普及的新动向的转换，历史通俗化与大众化的史学思潮在这种局面下渐趋热烈并隐然有与历史实证、历史阐释一起并成为中国史家三大治学路径的可能。同时，认为: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目标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观的指导下，为建设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而继续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