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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奋斗历程和历史进程,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不断加入新的内容并对其内涵进行扩充,迄今为止,“五化”同步发展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最新内容。虽然在过去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中,我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长期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地区之间发展的差异性扩大、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经济结构供求关系矛盾凸显、生态环境问题频发等等。所有面临的问题、所处的时代背景、经济进入新常态等基本国情,一致要求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层面需要创新,以便对新时期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理论指导、统一思想认识、统筹全局发展。“五化”同步发展就此应运而生,对其进行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变得尤为紧迫和必要。当前对“五化”同步发展的相关研究还很少,对西北地区“五化”同步发展的研究更少,因此本文以西北地区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甘肃省作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其当前“五化”同步发展的协调性及其时空变化,对于甘肃省的整体发展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本文对“五化”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发展的基础条件,建立了“五化”同步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计算分析得到甘肃2002-2014年间以及各市、州在2002、2006、2010、2014年四个选取年份上的“五化”综合评价值、耦合度、协调度和时空变化规律,并以兰州市为例验证了在省域层面总结的规律,并根据规律提出了因地制宜的发展建议,此外对比了东、中部地区仅有的“五化”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2002-2014年期间整体上甘肃省的“五化”发展综合水平都是呈现上升的趋势,上升幅度最大的是新型城镇化水平,其后依次为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和新型工业化水平。“五化”同步发展耦合度都处于低度耦合阶段,协调度从2002年的极度失调到2007年进入到严重失调,至2014年仍旧处于严重失调阶段,但总的态势是在不断向好。(2)本研究发现:总体来看,不论是耦合度还是协调度,都随着参与耦合协调系统数的增多而减少,各系统间的相互联系也急剧减弱,并且随着系统数量增多,各系统间相互联系减弱的速度越快,减弱的程度越深。同时新型城镇化在甘肃省省域层面的“五化”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与引领位置,并且根据兰州市的实证验证推测这一规律在市域层面同样存在。(3)甘肃省14个市州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评价值在2002、2006、2010、2014四个选取年份里是持续上升的,信息化评价值多数经济总量靠前的城市在2010年开始下降,之后再逐渐回升,和全省趋势一致;此外“五化”各系统在内部各市州之间的相互差距在加大。空间分布上,“五化”基本都是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整体格局。具体表现为,陇东和陇南地区的发展水平弱于中西部地区,而陇东地区的发展在整体上又要强于陇南板块。比如“五化”各系统评价值最高的一般都是兰州市、嘉峪关市等中西部地区城市,而最低值大多是临夏州、甘南州、陇南市、定西市等东南部地区的市州,在个别系统如信息化系统中的陇南市、绿色化系统中的天水市作为“黑马”杀出了重围,但总体上“西高东低”的格局没有改变。(4)在2002、2006、2010和2014四个选取年份中,甘肃省14个市州的“五化”耦合度都处于低度耦合阶段,在细分级别上基本都是中高强度耦合,各地区间差距较小。协调度上14个市州均处于失调阶段,但协调度都在不断提高,在细分级别上没有处于高水平协调的,到2014年进入中等水平协调的城市有:兰州市、嘉峪关市、酒泉市、金昌市、张掖市、武威市、白银市、平凉市和天水市。空间上看,协调度和耦合度一样,整体的升级发展方向都呈现出由“西北-东南”不断演进的态势。(5)整体上看,甘肃省“五化”系统耦合协调性还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和目前仅有的关于山东、山西的相关研究对比来看,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普遍存在,此外山东整体的耦合协调性最好,山西次之,甘肃最差,在某种层面上也可以折射出中国“五化”同步发展的空间格局: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最后,对甘肃省当前“五化”同步发展耦合协调性时空变化的推动力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促进“五化”同步发展更加协调可持续的建议:以新型城镇化为核心和引导,打造“泛城镇化”理念的“五化”同步发展体系;以创新促转型,以改革促发展;适应新常态、发展新业态、展现新姿态;以生态文明为红线,因地制宜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