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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如果说鲁迅等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那么巴金无疑是受惠于新文学并在新文学的影响下成长的第一代作家。他在新文学的影响下进行创作,同时又通过自己的作品影响着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巴金的一生,为中国文坛留下了无数的优秀作品。这位百岁老人,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百年历史,并与其携手走过了整个20世纪。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巴金比任何作家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自上世纪30年代至今,巴金在韩国的译介已经走过了80余年的历史。近年来随着韩国国内中语中文系的增加,巴金的相关研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关于巴金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相关论文仍然数量稀少。笔者通过实证性方法,收集了巴金在韩译本19本,以及介绍文章47篇,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论文的研究。在考察巴金在韩国的译介和接受过程时,本论文拟以三个问题为核心进行讨论。第一,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韩国知识分子对巴金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次,巴金的译介体现了韩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何种认知；最后,在追求、建构现代性的时代背景下,中韩两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进行知识交流,并形成知识纽带的。以此为前提,本论文综合巴金在韩译介的基本情况、译介的主体、译介的具体现象和特征等,将巴金在韩国的接受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45年朝鲜半岛解放前巴金的译介。这一时期巴金的译介体现出两大特征：一是译介的主体丁来东、李达等人皆为无政府主义者,这一时期对巴金的译介也多强调其无政府主义文人的身份；二是20世纪初对西方现代性的崇拜和追求,使得韩国知识分子在译介巴金和中国现代文学时,有意识地追寻其背后的现代性倒影。第二个阶段为朝鲜半岛解放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巴金的译介。巴金的译介在这个时期有所发展,而因误认而出现的译介也是这一时期的特征。此时的韩国步入了解放和独立的历史新时期,建构自身主体性的需求日渐迫切。这一时代需求也体现在巴金的译介之中。这一时期出现的两个译本——李明善翻译的《复仇》和洪永义、朴静峰翻译的《大地的悲剧》都体现出以巴金和中国现代文学为镜,反观自身,从而建构民族主体性的目的。第三个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巴金的译介情况。上世纪70年代末,巴金因对文革的勇敢反思而获得了韩国知识分子的认可。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形象在韩国得到广泛介绍,并深入人心。直至今日,在韩国的巴金译介作品中仍然随处可见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形象。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中语中文系的发展,以及韩国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反思,令巴金文学具有了新的意义。随着中语中文系的发展,炙手可热的巴金和中国现代文学步入了韩国学者的研究视野,成为了韩国国内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范畴。而在对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反思和对东亚视域的建构中,巴金和中国现代文学则成为了韩国学者有力的话语资源。总而言之,巴金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接受并不仅仅是对一个作家的接受研究,更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及接受过程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巴金在韩国的接受过程具有其典型性。通过考察巴金文学作品在韩国的译介,我们可以知道韩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文学持有何种认知。另外,在整个20世纪追求现代性的历史长河中,巴金在韩的译介和接受让我们得以了解两国知识分子间的知识交流和相互支援。正是在这一点上,巴金文学在韩国的接受课题有其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