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幻象与晚期资本主义现实——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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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是当前最重要的批评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西方学界对后现代主义大唱赞歌之时,詹姆逊却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他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晚期资本主义主导性的文化形式,进而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考察,揭示文化与资本的同一性逻辑及其所扮演的资本全球肆虐的帮凶角色。笔者认为,反潮流的理论表述,特别是其理论中所表达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使得詹姆逊的理论独树一帜,对我们认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及意识形态背后的文化霸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故此,笔者通过对詹姆逊分属不同学术时期、相对分散、具有不同针对性的理论文本的梳理,总结詹姆逊的理论思想,并贯通到“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本文在递进的维度上分三章来讨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思想源流、理论体系及理论应用,以期呈现“批判理论”的全貌及“理论批判”的意义。
   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这不仅表现在理论史的曲折上,还表现在它的内涵和性质的隐蔽、虚幻、迷惑及其发生作用的场域--社会本身--的庞杂与繁复。在第1章“詹姆逊意识形态理论溯源”中,笔者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梳理,试图理清詹姆逊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脉络。意识形态在创始之初,作为一种知识的“观念学(意识形态学)”把树立人类理性认识世界的坚实的科学根基作为探索的欲求,在知识的根基之上去安排人类及其生活与社会的现实制度,在张扬理性的意义上,为人类进步洒下了一片耀眼的启蒙之光。然而,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知识的观念学,不过是感觉主义的经验堆积,因而也是应该受到批判“意识形态”,至此,黑格尔及其之后的思想家无不把“意识形态”当作批判的“标靶”。特别是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的“批判意识”的意识形态理论把意识形态带入社会理论的视野,其认为,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隐蔽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思想政治工具,并以唯物史观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犀利的批判,这积淀了意识形态理论深刻的“社会现实批判”的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学派从马克思理论的基地上发展出“肯定性意识形态学说”与“否定性意识形态学说”的双重变奏。特别是卢卡奇,通过对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无产阶级“新”阶级意识的强调,在“双重变奏”下开创了后来被称为“功能主义”的意识形态模式,然而这“开创”却在“肯定”与“否定”的割裂中把意识形态理论本应具有的批判本性弱化了。由此开始,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理论呈现出滥觞之势。对这些历史中的理论积淀,詹姆逊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回应,并试图在历史的、阶级的、集体的和功能(意识形态)与目的(乌托邦)相辨证的“四个维度”上恢复“意识形态理论”被弱化了的批判本性,并由此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以探寻被压抑的文化叙事。
   第2章“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第1章的递进展开,即詹姆逊在历史的、阶级的、集体的和辨证的维度上建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此章中,笔者在标题处及行文中拟用“视域”、“阵地”、“全景”、“探测仪”和“策源地”形容该理论中的各个学说--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政治无意识学说、总体性批判理论、认知测绘学说和“现实存在的乌托邦”,并挖掘出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逻辑轮廓。该理论认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唯物史观为视域,在“总体性理论”的批判全景中,从“现实存在的乌托邦”汲取力量,通过“政治无意识学说”对无意识的文化文本的阐释与拷问,以“强有力的重写”方式在个别性、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同心框架”中展露文化“显意”背后的“隐意”,并在文化领域建构起意识形态批判的阵地,并用“认知测绘”的探测仪在全球化的晚期资本主义现实中去发掘和凝塑全球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这是意识形态理论本应具有的批判逻辑,更是针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性的理论批判策略。
   在第1章通过意识形态的梳理和第2章对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构建的基础上,论文的第3章展开了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现实批判,并将批判的剑锋指向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资本异化的现实性。詹姆逊把“资本主义三种文化形式”与曼德尔的“资本主义三个分期”相对应,进而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考察放到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中来。进而揭示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性形式以异质性与差异性所倡导的摹仿体、癫狂性、表层化、平庸化和文本化不过是试图消除高雅、消解意义、同化个性、弱化批判与革命诉求的精神分裂性的意识形态性,其背后掩盖的是商品的物化功能、工业劳动的异化作用以及作为主体的人的幻灭和全球资本肆虐背后的文化霸权逻辑。在此,“批判理论”通过“理论批判”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现实逻辑呈现于当下。
   首先,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破碎性”的背后是分裂的原子化的人。这种原子化的人在消费商品的同化下,丧失了批判诉求,从而把自身囫囵于永恒的“当下”。其次,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空头的乌托邦许诺背后不过是以消遣和娱乐形式对人进行的集体幻想训练。再次,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终结了历史之后,以差异和异质的名义抛弃了一切深层结构,进而在调情和娱乐的背后建构悖论的世界,把人的存在及其生活带入绝对变化等于绝对不变的时间悖论;当时间停滞后,人在空间中的任何转换都变得没有意义,因为无论到哪,都是一片工业化的焦土,同时人在空间中的停止反而又确定不了自身的处境,因为后现代主义的迷幻空间本身也处在不断变化中;同时,当空间完全被工业化所侵占,传统的天然“自然”就失去了最后一份领地,人类又建造出一种人造的自然与之相对应;进而在消除了未来的可实现的愿景(任何关于乌托邦的诉求)之后,使人屈从于由异质性所掩盖的资本的同一性。复次,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借助影音技术营造出一个充满仿真效果的“视象”空间,并使影音技术夺取了人的主体地位,从而把人不知、不觉、更不能自拔地封闭在“视象”之中。最后,通过批判揭穿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借助资本逻辑所营造出来的巨大的荒谬,而这荒谬背后正是文化与消费社会的共谋和与金融资本的同构。
   通过对前人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总结借鉴,詹姆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本应具有的批判性与犀利性,并针对晚期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建构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进而以这“批判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及滋养文化的现实进行批判,从而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应具有的理论立场与理论坚定性。面对当下的资本主义,前人早已预告了它的灭亡,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之后,却仍然展示着自身的生命“弹性”。据此,笔者在“结语”中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詹姆逊依然高扬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宏大的叙事逻辑,去实证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科学性(就像资本主义所展现的弹性一样),同样是一个辩证开放的体系。然而,在“上帝”死后,面对庞大的资本逻辑,“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以“一次豪赌”的方式似乎显现出荆轲刺秦王时“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色彩,但是从“批判理论”到“理论批判”的实践维度,使得乌托邦理论诉求不是一个想欲建构的目标,而是一种导向、一种思考未来的方法、一种与现实的“照面”和一种祛蔽的批判,所以希望与实现就蕴含在这壮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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