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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到法律和国家强制力之间的关系时,我国学者强调法律必须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国家强制力和制裁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观点认为“法律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法律的基本特征。国家强制性思想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国家在立法、司法中地位不断提高,而逐渐取得法律的本体性地位的。法律依赖于国家强制力以人性恶论为心理学基础、功利主义为伦理学基础、主权学说为政治学基础、立法意志说为立法学基础。从法治实现的角度看,对国家强制力的过分强调容易忽视人类选择正当行为的自主能力,导致人的主体地位丧失；容易导致权力崇拜,有碍法律至上地位的确立；不利于国家机关的法治定位,也刻意地强调了立法者和守法者的对立。国家强制性理论遮蔽了法律现象其它值得我们关注的方面。授权性规范对权利人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并非所有义务都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在国际法领域,能够强制国际法义务实施的国家力量来自国际社会,来自其它国家,而不是被要求履行义务国家本国的国家强制力。法律规范中制裁要素与国家强制力互为表里,法律的存在不以制裁为必要,国家强制性不能作为判断一项规范是否是法律的标准。在质疑国家强制性作为法律基本特征的过程中,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些理论发挥了很重要的支持作用。这些理论认为,真正的法律不是纸面上的规则,而是实际上被人们遵守的规则,对法律必须从展现在人们现实行为当中的秩序中去理解,他们关注的焦点从法律规范的制定转移到了法律的具体实现过程。将国家强制性重新进行理论定位的内涵是,法律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不是法律的本质属性,法律的国家强制性在静态上并非是一种普遍性的特征,而只是动态上法律规范实现过程的一个特点,它应当是法律运行论当中的内容。法律国家强制性的重新定位反映了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权利本位范式坚持人是法律的实践主体,更强调人是法律的价值主体,人在法律生活中具有自主性、自觉性和自律性。权利本位范式意味着权利在逻辑上先于义务,义务问题根本上取决于权利问题,义务概念只有根据权利概念才能理解。权利本位范式坚持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服务于权利,权力以权利为界限,权力必须以权利相制约。权利本位范式强调了法律对生产力发展、社会建设、人的解放的能动促进作用。与权利本位范式相伴随的是法律观念由重视义务向重视权利观念转换,市民社会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法律国家强制性重新定位会对法学理论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法律规范构成要素不包括法律后果,只包括适用条件和行为模式。用权利本位范式去重新看待公法和私法,应该恢复其应有的理论地位。公私法的划分有利于我们重视私法建设,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规范公共权力,保护公民利益,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法律的主要作用并不是惩罚或压制,而是为人类共处和为满足某些基本需要提供规范性安排。权利本位范式基于对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在法律推理的过程中就必然衍生出权利推理的原则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