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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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外部环境的改变,我国自新中国成立时开展的外交活动和战略发生了多次变化和迁移。在我国的外交方针变迁中,其本质与根本任务从未改变,那就是遵循中国人民的意愿,以国内人民的幸福和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发展为根本的方针,通过外交手段在世界国际环境中开展工作。在众多重要的外交侧重点中,能源安全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风险之一,也很有可能在日后外部环境的变化中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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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外部环境的改变,我国自新中国成立时开展的外交活动和战略发生了多次变化和迁移。在我国的外交方针变迁中,其本质与根本任务从未改变,那就是遵循中国人民的意愿,以国内人民的幸福和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发展为根本的方针,通过外交手段在世界国际环境中开展工作。在众多重要的外交侧重点中,能源安全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风险之一,也很有可能在日后外部环境的变化中成为我国长远发展和人民生活福祉的风险。本文正是以此为背景,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的对外参访次数和我国的油品类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性探讨。本文对前人学者和研究者就我国的外交事业发展、原油类产业贸易结构和贸易引力模型等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分析了我国外交事业的六个阶段和各自之间的发展脉络与影响,以及我国能源安全和原油安全等议题。在实证部分,本文着重考察了如何借助贸易引力模型设计实证方案,探求外事参访次数同我国油品类进出口贸易的关系等核心议题。在数据选用和处理上,本文着重考察了 2003到2016年间我国同44个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外交参访次数和同对象国之间的油品类贸易相关性探讨,这部分数据来自外交部官网数据,包括官方新闻、官方统计、官方通报等,涵盖了从总统、总理、部长级、部长级以下的主要参访,此处参访限定为中央政府间参访,不包括往下的参访级别和其他民间外交和商贸外交活动,并通过了差异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检验,验证了实验模型的稳健性和解释性。根据贸易引力理论的内容和要求,我们选取了实验时间段和对象国的外交参访次数统计和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中关于中国和相关国家的油品类进出口贸易数据,并引用世界银行数据库、CEPII数据库中对象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和地理距离、面积等数据作为控制变量。在基准实验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根据实证结果分析,我国对外参访次数同油品类进出口贸易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两国间的外交访问与参访活动对两国的能源贸易有着较为显著的促进关系。第二,其他的控制变量对我国原油进出口量也存在一定影响,其中国家GDP总量对我国原油出口量有显著影响,人均GDP对我国原油进口量有显著影响,而国土面积对我国原油的进出口解释性较弱,距离对进出口有着较为建筑的相关性,是否为WT0成员对我国的油品类进口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是否同我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同我国的油品类出口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这些同基于理论依据所推演的结果基本一致。除了对基准假设的验证外,本文还做了基于外交参访等级和规格对我国原油类进口的影响实证研究,最终实证结果表明,正国级的外交参访,包括总统、总理、国王等最高规格的参访对我国的进出口油品类贸易均有着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部长级的外交参访,包括各国政府内部各部门的部长及副部长对我国原油品的出口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但对进口的影响显著性并不高。除此以外的低等级政府官员参访对我国的油品类贸易并无明显的影响作用。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结合我国能源架构、能源进出口形势和内外部环境对我国的能源安全布局及能源战略提出了一定的建议,包括如何在外交上对我国的能源安全和战略做出影响,如何在科技、消费、采购、立法等层面对我国的能源安全进行保障性建设等。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我国的油品类进出口进行实证分析和探讨,延展了贸易引力模型的适用范畴,也通过实证数据的角度对我国外交能源的战略布局提供佐证和建议。在不足方面,本文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模型内生性检验阶段,本文采取了一阶滞后的方法来进行内生性检验,这是贸易引力模型常用的检验方法,但是隔年的参访数据同进出口数额依然有着一定的相关性,本文未能找到非常合适的工具变量,如不同参访的具体目的和影响因子来消除本文的全部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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