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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梳理了清代以来川西北岷江上游支流杂谷脑河流域市场体系的演变过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族群接触与互动的生动故事，由此考察宏观政治经济体系场景中的区域社会嬗变历程。而本研究的真实用意则是以市场、贸易为切入点，试图理解中国西南族群边缘区域从华夏文明的徼外之地转化为当下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微观历史情境。文章希冀在重构区域社会历史时，充分考量到如影随形的国家政治经济力量，以及两者间复杂的互动情形。以此思路为指引，论文秉持长时段的观察视角;充分注意中心与边缘的空间相对性;特别规避以当下的民族分类体系掩盖族群认同的地方性知识。 在文章述及的300余年时间里，杂谷脑河流域的市场体系大致经历了四次结构性的转换，可以将之归纳为区域市场格局变迁的四个阶段。 首先，清乾隆2年(1737)流域下游的保县城大兴土木，引发汉人群体“薛城七姓人”抛售山地，换取银两，以图在新兴市镇里拓展营生。半坡寨文书与地方志的比照、检视，恰能重构此段历史图景。而薛城七姓人与半坡羌番哭什舟太之间的大量山地买卖，则促成了三个效应:哭什舟太成为羌番地主，继而羌番内部发生阶层分化;迅速引发半坡寨羌民的汉化历程;发育中的保县城戍边功能渐渐弱化而市井气息则日益浓郁。 其次，清乾隆17年(1752)流域中游杂谷土司改土归屯，作为土司制与土屯制空间分界的杂谷脑，开始陆续接纳进入此流域的商旅，到清季、民国时，杂谷脑已成长为川西北首屈一指的边贸重镇。在此过程中，杂谷脑宝殿寺、内地汉商(诸如挑子客、陕西茶号、河南香号)、番商、本地人群，互有接触与对话，各自发挥不可替代的角色，合力构筑起了庞大的区域市场体系。 复次，民国初年罂粟传入杂谷脑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旋即区域内各色人群与力量均悉数席卷入鸦片种贩的市场网络，其风头之盛几乎压倒惯常的边茶、药材贸易。赶烟会、袍哥烟帮、洮州烟帮等等成为罂粟种贩给区域社会带来的特有景观。继而，文章以佳山寨羌民刺杀通化汉人团总的案例，展现罂粟种植造成流域内土地利润飙升，最终导致族群间的暴力冲突。当然，与罂粟种植相关的族群互动，只是它对区域社会深刻影响之冰山一角。以贾开允为代表的汉人士绅就鸦片种禁问题与地方政府展开的旷日持久的对话，则在区域族群政治层面上呈现出鸦片市场网络触角令人印象深刻的深度与广度。 最后，与罂粟传入流域几近同时，木材悄然间成为另一大宗商品，在其后近百年的岁月里，杂谷脑河流域的木材采运跨越了政权与族群的边界，其影响至今尚存。民国初年的木号均带有四川军阀背景，且透过袍哥组织得以打开市场局面。抗战时期的森林资源勘察、木材采伐，则在救亡图存的语境下，成为民国政府推行边政的一个部分。与此同时，木号与地方上层人士合谋进入下来苏沟，一份租典山场林木的文书，显示出林权观念、神山信仰、头人制度等等知识、权力系统的交汇。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权的更迭非但没有中断木材采伐，相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发了流域上游的森林资源。1964年、1980年两次林权划分，是在四川省属森工企业、理县地方政府、来苏沟民众相互妥协、磨合的过程中完成的。更为重要的是，1955年川西森工局(川西林业局)进驻来苏沟的那天，就是米亚罗市镇的诞辰日，从此也开始了两者休戚与共的生命史，直至1998年“天保工程”的实施，木材开发与米亚罗市镇均风光不再。 简言之，文章包涵两条主线:物资与人群的流动链条;宏观政治经济背景下三个市镇自下游向上游的层层递进。两条主线相互交织、齐头并进，在此历程中，族群内部、族群之间纷繁复杂的故事一幕幕上演，但都从未脱离嬗变中的区域市场体系，两者合谋而使此族群边缘区域渐次由内陆边疆演化为当下的少数民族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