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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傅抱石其人,许多人是因为他曾经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著名的《江山如此多娇》而知道他,还有一些人是因为他的作品《丽人行》在拍卖市场创下了千万元的成交记录而了解他,但真正对于他在美术史论方面的研究,以及他的绘画创作成就却知之者甚少。傅抱石最初以史论研究而著名,他的美术史论研究详细而透彻,从他第一本对中国绘画历史研究的著作开始,他的一生大约写了一百五十余篇(本)美术论著,达两百万字之多。这数字即使对一个专门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来说,也是很可观的。而他每天还要作画,即使在病中也从未放下过画笔,他的一生共画过两千多张国画,在绘画之余能完成这样大量的文字工作,其勤奋治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实在不能不使人衷心敬佩。傅抱石先生作为一位大画家,而在理论著作方面又有如此建树,这在美术史上是十分罕见的。相较于他在史论方面的成就,他的绘画成就则更令人赞叹。他年轻时对传统中国画的学习,非但没有使他被传统的中国山水画所束缚,反而成为了他创新创造的坚实积淀。正是因为他对传统的深入研究和摹写,他对中国文人画的推崇,才有了他独有的“抱石皴”。在他的《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他详细地剖析了自己的作品,介绍了作画动机、根据、创作意图和创作方法。从选题、构图、腹稿、初稿,一直到落笔创作,包括整个作画过程中的想法,他风趣地提出：“文人画”三字,为中国画的三原则,文指文学上的修养,人指高尚的人格,画指画家的绘画技巧。他说这三原则同时也是中国画的基本精神,这三者缺一不可。他认为“一幅画就应该像一首诗、一阙歌或一篇散文”,作画不是玩弄技巧而应从画的主旨表现出发,再考虑工具材料等,力求达到完美的效果。最令人佩服的,是他主张中国画必须“变”,也就是中国画要创新、革新的问题。他说“中国画要‘变’,毫无疑问”。他的一生都处于不断地创作追求中,他不断地促进中国画的“变”,变得更新、更“动”、更有生命力。傅抱石的这种主张和实践也正是后来他的绘画对后世画坛起着重要影响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