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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译与不可译的悖论在翻译史中由来已久。关于诗歌的可译性，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可译性的争议就更为激烈。许多语言学家、诗人，甚至翻译家都不赞成诗歌的翻译，认为诗歌的翻译是不可能的，甚至不应当进行诗歌的翻译。但同时又有很多的翻译家不断地进行诗歌翻译的尝试，并且成功的翻译出了很多优秀的诗歌。本文以近年来在诗歌可译性问题上取得普遍共识的理论为基础，即：诗歌在广义上是可译的，但是这种可译性是存在一定限度的。旨在通过对李商隐《锦瑟》一诗翻译进行分析，从而探索中国古典诗歌的可译性限度，并期望能够窥得使中国古典诗歌可译性最大化的一些方法。
本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为引言部分。在该部分中，首先对影响本文理论基础的可译性观点进行回顾，接下来从阐释学的角度简要分析了诗歌的可译性，最后阐述了本文中采用的方法和写作目的。
第二章从语言角度和文化语境角度分别对诗歌特点进行了分析。其中语言角度分析中包括了诗歌格律、语言特点、意象生成三个方面。而在文化语境分析中，主要着重诗歌与文化背景、诗人个性，以及译者水平之间的联系。
第三章为文本分析章节。首先在第一部分，列出了《锦瑟》原文以及分别由许渊冲、Witter Bynner，以及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所译的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英文译作。另外还给出了有关李商隐和《锦瑟》的一些简要介绍，提供了这首诗之所以能够吸引古今中外无数学者进行阐释和翻译的一些线索。接下来是文本分析部分。首先在第二节中，从语言角度对三个文本以及原诗进行了比较分析。这一节以第二章中关于诗歌语言的三部分为基础分别进行了分析。第三节为文化语境方面的分析。在这一节中，主要从该诗的中国特色、诗人的经历与风格，以及意境构造方面对译作和原文进行了对比。本章的最后一节是对三个译本分别进行分析，来总结和探讨每个译本各自的得失情况，从中体会可译性的限度。其中尤其对许渊冲教授的译本的特点进行了概括，从中我们可以对该译本如何实现可译性的最大化进行总结和学习。
在第四章中，我们从文本回归到了理论。来在上一章的文本分析基础上讨论中国古典诗歌可译性的限度以及这种限度的可变性。关于可译性限度方面，我们以卡特福德的归类方法为基础，即把这种限度分为语言可译限度和文化可译限度，来分别在这两方面进行研究。在第二节中，我们分别分析了语言文化的演变，以及译者在各方面的努力对可译性限度的影响，从而得出可译性的限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这两者的演绎和积累而不断变化，不断扩展的。
第五章为结语部分。其中对文本分析中所窥得的一些将中国古典诗歌可译性最大化的方法进行了归纳，并总结重申了本文所立足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理论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再次表明了诗歌，包括中国古典诗歌，是可译的，只是存在着可译性的限度。但是由于该限度的动态特性，因此可译性是可以不断扩大的，而文化的融合和译者的努力是其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