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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与华夏化是中国古代史上十分重大的问题。由于历来的研究者都局限于以族群和文化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故而未能窥其全貌。本文暂且搁置族群属性与族群融合的相关讨论，采用政治体的新视角来研究华夏与华夏化。 华夏作为一个具有共同政治利益的人们共同体的自称符号，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秦汉魏晋时期帝国政治体的长期存在，使得华夏被转化为秦汉式帝国政治体成员的自称，这一政治体因此可以称为华夏帝国。简言之，一个人群的华夏化就是融入或建立具有秦汉魏晋式政治文化的帝国政治体的过程。 华夏帝国在西汉中期达到扩张的极限，从此形成了较稳定的疆域，在此范围内，华夏政治文化成为独一无二的高级政治文化。郡县体系之外的各种未臣服的人群被称为夷狄，面对他们，帝国构建了两种华夷秩序，一种是现实的，表现在军事、外交、贸易等方面;一种是符号的，表现在礼乐制度、天文地理想象、史学书写等方面。后一种符号秩序是华夏一方的自我建构，也是华夏政治文化的表达方式之一，不可据以判断非华夏人群的实际状态。 汉晋华夏帝国崩溃以后，华夏帝国在南方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南方山地中的非华夏人群通过主动内属、战争被俘等方式加入华夏帝国，成为帝国控制下的编户或奴隶，从而实现华夏化;但随着南北分裂和南方华夏帝国政权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汉代贯穿全国的华夏网络出现了多处断裂，在断裂带上的山地人群获得了政治体发育的绝佳内外部条件，又由于其政治体发育从一开始就依赖华夏帝国的政治资源输入，所以最终演化为华夏式的中级政治体，被轻松整合进帝国之中;北方华夏帝国的秩序崩溃后，由非华夏建立的诸政权，在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成为高级政治体后，无一例外地开始采用华夏帝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他们主动继承和运用旧有政治文化中的符号体系，在现实政治运作和史学书写双重领域，重新定位我群在帝国秩序中的位置，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夷狄变为华夏，实现了自我华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