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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敏在诗坛活跃了半个世纪，在她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世界性的诗歌思潮和文艺思想的痕迹。 40年代她以中国新诗派的一员登上诗坛，在后期象征主义的影响下开始了创作。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决定了郑敏此生诗歌写作的主要色调：无论是诗歌体裁还是诗歌技艺与诗歌中的生命意识。郑敏的早期诗歌中弥漫着一股里尔克式的沉思气息，这使她在同辈诗人中独树一帜。 80年代的中国诗坛热闹非凡，敏感的郑敏接触到了后现代主义诗歌及理论后，在诗歌领域又开始了新的旅程：对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探索，以及诗歌新意义的追寻，都闪烁着一个哲性诗人重思的特色。不过，在对后现代主义诗歌和理论的接受上，郑敏显示出了一定的预设性，即按照自己的诗歌理想和爱好进行选择和吸收。她对于后现代主义所呈现的基本价值观则并未予以承认，而只是将之作为一种不满现状的策略。 90年代的郑敏在诗歌批评上也崭露头角。通过对诗歌创作的总结与对中国新诗历程的反思，在西方文艺思想的启发下，郑敏对诗歌做了比较全面的考量：于诗歌本体，她探讨了诗歌的结构、语言和本质，于诗歌之外，她阐释了诗歌与哲学、教育、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亲密关系，设立了诗歌与政治的距离。在郑敏的世界里，诗歌、哲学、文化、教育是一个互动的整体。在后殖民语境里，郑敏因高扬尊重传统的旗帜而颇受质疑，并且被归为新保守主义的阵营。在文化殖民的阴影下，她试图用德里达差异理论为中国诗歌以及文化争得生存的空间。她的困境在于诗歌创作、批评与所持后现代主义理论处于一种疏离状态，然而她的一些思想作为一种策略，还是富于启示性，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