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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围绕“城市社区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这一主题而展开。目的是通过田野调查并结合“不完全契约理论”与“公共物品理论”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社区建设中的公共物品有效供给不足问题找出原因并提供制度对策，从而实现社区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促进基层社区共同利益的发展。本文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个案研究与制度分析方法。拆迁小区是社区建设从“单位制”向“契约制”转型的产物。在契约制度安排下，房屋以及相关公共物品的供给发生了提供、生产、管理与服务的分离。契约制度安排下的政府供给机制、市场供给机制和自治供给机制在公共物品供给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与功能。大量房屋因为拆迁而得以拔地而起。人们对于“契约实现公共物品有效供给”这一命题深信不疑。然而，拆迁小区存在着诸多的社会问题。笔者对三个不同类型的拆迁小区的公共物品供给现状进行调研后发现：公共物品有效供给不足。调查的事实直接否定了“契约实现公共物品有效供给”这一命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契约没能导致社区中的公共物品实现有效供给呢?显然，立足契约形成过程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基础、供给机制、供给方式与作用特点进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实证调查表明：⑴A危改小区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设计是以公共契约为主导的。然而，公共契约在形成与作用过程中发生了不完全的情形，产生了不完全公共契约。不完全公共契约下，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机制是主体，市场供给机制和自治供给机制作用的空间有限。三种机制的独特作用方式直接导致了A危改小区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不足。而不完全公共契约的内在悖论，使得人们无法从契约制度本身来为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提供激励。因此，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不足是必然的。⑵B商品开发小区的制度设计是以私人契约为主导。然而，私人契约的形成过程发生了不完全的情形，产生了不完全私人契约。不完全私人契约具有自己的独特结构。在不完全私人契约下，B商品开发小区的公共物品供给是以市场供给机制为主体，政府供给机制受到“资源行政”的制约，不完全私人契约成为第二层次公共契约的制度起点。在不完全私人契约主导下，市场陷入“双边锁定”的困境；第二层次的公共契约也无法有效运行，尤其是要面临票决机制本身的缺陷以及契约规则先定力对票决机制的制约的困境；“一区两制”则进一步导致了行动规则的混乱。因此，公共物品有效供给不足的局面也就无法得到改变。⑶C城中村改造小区的公共物品有效供给不足，则是不完全公共契约与不完全私人契约双向激励的作用结果。双重不完全契约的制度结构以及运行机制，是公共物品有效供给不足的现实症结。双重不完全契约带来的“多边锁定”、村居混合治理的困境以及集体行动困境，使得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无法在既有契约制度框架内实现。
实证调查为不完全契约的形成、作用过程以及作用方式提供了案例证明。从个案的研究还可以总结出一般性的规律：契约的签订与执行，由于技术工具等自然原因的存在会出现不完全性。同时，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还会有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存在。自然原因和社会因素共同导致不完全契约的发生。与公共物品提供、生产、管理以及服务过程的结合，不完全契约产生了社区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特有运行模型。从而突破了不完全契约理论既有理论模型单纯从生产过程来分析不完全契约的局限。在不完全契约基础上，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产生资源行政瓶颈、多边锁定以及“一区两制”的困境。公共物品供给的自愿供给方式、合作供给方式、委托供给方式以及捆绑供给方式也存在着缺陷。针对不完全契约在社区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特有运行模型，本文在综合分析既有理论模式与北京市的探索实践后总结提出了“协商共治”的制度对策。协商共治是指以特定社区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政府、市场、业主委员会以及其他利益单元协商成立公共协调小组，统筹运用各种机制，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安排。共同参与、协商与合作基础上的统筹安排，是协商共治的要义。协商共治不仅是要通过协商合作的办法引入“第三方”为事后的监督机制提供保障，更注重的是建立事前的权利救济机制以及建立中间环节的公共基础平台，是一个贯穿于提供、生产、管理与服务这一整体过程的系统安排。本文认为，在具体措施的安排方面，可以考虑建立公共服务站、明晰产权、推行业主委员会端口前移以及成立公共协调小组。其中，建立公共服务站是协商共治的公共平台；明晰产权是协商共治的经济基础；业主委员会端口前移是协商共治的行动机制；公共协调小组是协商共治的组织架构。同时，对于本文个案研究的三类拆迁小区，可以根据“协商共治”的要求进一步细化对策，从而实现社区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促进基层社区共同利益的发展。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不完全契约是导致社区公共物品有效供给不足的制度困境所在。“协商共治”模式的创建与应用为不完全契约提供了多维度的制度救济，有利于实现社区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