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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期以来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顺利地跨越了贫困陷阱,实现了经济的起飞。然而,在高速增长的背后存在“唯GDP”倾向,强调经济增长的“量”,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经济增长的“质”,导致了一系列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中国目前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此,必须开始注重经济增长质量。本文围绕着“什么是经济增长质量”“怎么测度经济增长质量”以及“如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三个问题展开。“什么是经济增长质量”是整个研究的基础与前提。从管理学意义的“质量”含义出发,经济增长质量就是“经济增长所固有的特性满足发展需要的程度”；从哲学“量变”和“质变”的角度出发,经济增长质量就是“经济增长这一量变过程中所蕴含的发展质变”。无论从哪方面意义出发,以发展的视角来考察经济增长质量是其本质要求。然而,现有的经济增长质量研究中,无论是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还是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大多仍然是从量变的视角讨论经济增长本身的特点,并且由于事先没有从质量的本质含义出发去界定经济增长质量,将“增长”和“发展”、“手段”和“目标”、“存量”和“增量”三类视角相混淆,以致在后续的经济增长质量测度和影响因素讨论中出现了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发展的视角出发重新界定经济增长质量,这也是本文最重要的创新之处。本文将经济增长质量定义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由经济增长带来的可行能力的提升,尝试解决现有研究中三类视角混淆的问题。接下来就是如何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由于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由经济增长带来的可行能力的提升,测度经济增长质量必然要在厘清经济增长与可行能力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根据Sen的理论,可行能力取决于个人所拥有的资源以及个人特征、社会条件和环境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则是为微观个体提供了各种可用资源,比如提高人们的收入,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从而影响其可行能力。但是其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经济增长的结构,比如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地区空间结构等,因为这些结构决定了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资源在不同群体和不同部门间的分配。一方面微观个体的可行能力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可行能力,另一方面,从微观和宏观不同层面考察经济增长与可行能力之间关系时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提出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框架,并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量和因素分解。这两部分内容同时也为下文讨论如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供了理论基础。考虑到可行能力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不仅不能准确有效地直接衡量,而且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多层级的复杂关系,本文用结构方程模型将无法直接测量的潜变量纳入分析,利用该模型整合了验证式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两种方法的优势,来揭示各种经济变量与可行能力之间的复杂关系,解析经济增长过程中蕴含的发展特质(可行能力之扩展)即经济增长质量。模型估计采用AMOS软件,选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L),考虑到样本的非正态性,同时运用Bollen-Stine bootstrap对卡方值等模型适配度参数进行了修正,利用bootstrap的方法估计了标准误及置信区间。本文的最后,提出了简化的能够更好地应用于实践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方法,即用可行能力的差分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估计值。然后测算了2000-2012年间我国31个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对其进行了空间和时间的比较分析,并进一步验证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发现：第一,教育对于提高个人的可行能力、促进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微观层面,个人受教育年限是模型中对个体发展、提高可行能力贡献最大的因素；在宏观层面,一个地区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对于该地区个体发展呈现出较强的正外部性。第二,收入分配状况影响人的发展,过大的收入差距有碍人们可行能力的提升。经济增长水平越高,收入分配恶化对发展产生的负作用也越大。第三,人均GDP仍然是促进可行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但是它们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说明经济增长并不能总是产生积极的发展效应,过渡追求GDP反而会偏离发展的根本目的,并不能提升人们的可行能力和生活质量。第四,资本形成率有一个最优值,一旦经济体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超过这一临界值时,将有损经济增长质量。而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已经远远超过这一临界值,进一步证明了当前我国不能继续简单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第五,就产业结构方面而言,产业结构越合理,越有利于改善当地的收入分配格局,从而提升可行能力；产业结构越高级,越有利于提升人们的可行能力。第六,劳动报酬占比与可行能力呈倒U型关系。我国由于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劳动报酬占比与可行能力之间仍然以负向关系居多。然而,当人均GDP水平较高,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之后,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是有利于可行能力提升的,也就是说越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越有利于可行能力的提升。第七,就空间而言,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要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最低。就时间方面而言,人均GDP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大下降,同时资本形成率对经济增长质量带来的负向作用却显著上升,进一步说明了金融危机之后,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注意力仅仅放在GDP上面的话,将最终损害经济增长质量。第八,就每年的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当年的平均水平变化而言,2000-2012年间的31个省份中,很少发生经济增长质量跃升至较高组别的现象,反而多数是经历了以经济增长质量换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尤其是中西部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往往有可能急于求成,只重速度,不重质量。第九,经济增长质量是一种增量概念,与经济发展阶段没有关系,因此,经济发展处于较低阶段的地区也有可能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而经济发展处于较高阶段的地区也有可能获得较低的经济增长质量。第十,经济增长质量受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增长结构改善程度的影响,即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结构改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具体而言,城镇化率的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升、产业结构与当地资源禀赋耦合程度的提高,都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而过度依赖投资,将会有损经济增长质量。当经济增长水平越高时,越需要注意初次分配的公平问题,因为劳动报酬占比的提高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随着人均GDP水平的增加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