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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中国新闻业的发展置于新时期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技术数字化、文化分层化的综合历史语境中予以审视，探讨了涵盖“新闻事业”、“新闻行业”和“新闻产业”这三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内涵的“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内在动因、价值尺度、衍变脉络、制度沿革及其相互关联。 时代的发展赋予新闻传播事业以日益丰富和多元的社会功能，在传统的“意识形态属性”之外，新闻传播事业的“信息属性”、“文化属性”、“产业属性”日益彰显，为我们的新闻事业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命题和要求。本文正是尝试以“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多重属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总体统驭，为新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寻找新的价值支撑，并以此为基点探讨其发展的多元推动因素及相互作用。 所谓“新时期”，是指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所谓“中国”，本应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但由于制度渊源差异，取材和考察对象未包括上述三地，而限定于内地;所谓“新闻业”，包括“新闻事业”、“新闻行业”、“新闻产业”这三重在外延上基本一致而内涵各有侧重的新闻业总体概念。 第一章在梳理论文几个关键概念的基础上，以报业发展史为例，指出“人的需要”是新闻业发展的根本动因，“人的全面发展”是新闻业发展的价值尺度，考察中国新闻业与人的全面发展，最重要的语境就是市场经济的建设及与之俱进的政治民主化。 第二章围绕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所引发的深远社会变革，探讨了中国媒介生态的衍变，指出市场经济大大释放出社会的信息需求，与之相适应，以信息商品化、媒介组织集团化、媒介运作资本化为表征，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产业属性得到彰显。市场发展推进了我国的都市化进程，而都市化则刺激了都市新媒体的产生，藉以满足消费者信息需求和社会身份认同及提升需求，这对于消除城乡二元对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以加入WTO为历史契机，我国更深远地融入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更为全面的信息需求，使我国的传播规则及传播策略面临挑战。 第三章则探讨了新闻业发展的国家因素。首先从政治语境的变革出发，分析了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之下，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与参与需求的勃兴，以此为基点，个体的知情权、兼听权、传播权、监督权等个体权利要求国家在信息发布与传播方面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正在推进的政府职能转变也呼唤传媒能够更加公正地反映社会舆论，实施舆论监督功能，保障公共权力不被滥用。为此，国家媒介管理机构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治理整顿措施。 第四章探讨了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传播科技与人类传播行为及传播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重点则放在互联网应用对我国传媒政治环境和传媒自身作为一项经济产业所带来的冲击与机遇。 数字化带给中国新闻业的不仅是一系列模拟方式不可比拟的优点，也带来一系列全新的技术观念、传播观念和管理理念，媒体组织尤其是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如果不能在互联网环境下找到适合自己特色的新的支撑点和生长点，必将失去未来生存的空间，如何在互联网环境下实现个体化服务，切实培育自身独特的核心能力，保持和提高自身竞争力，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 第五章探讨了中国新闻业发展的文化命题。文化、传播与社会是积极互动、协同进化的。传播促进了文化的整合、增殖、积淀与变迁，文化形成后，作为一种环境预设，反过来深刻影响着人的传播活动，决定着“社会读者的需求趋向和程度”，“从而也就决定了新闻的市场潜力和新闻的风格、类型。” 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生态与新闻业的互动，尤其是前者对后者的推动作用，有许多角度，本文特选取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化分层与分众化传播、增进人们“闲暇”健康传媒产品消费、创建学习型社会与传媒发展三个问题，以点“带”面展开论述。 小康文化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文化形态，它是小康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物质文明在人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上的反映。中国小康社会影响传媒内容供给的文化分层与共生的状态，成为“窄播”的社会背景。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民族文化与区域文化、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这四对文化形态，在纵向上构成了四个层次，在横向上构成了八个文化内容。要求我们传媒针对目标受众群体文化背景进行选择分类与迎合，实施更为个性化的窄播策略，更为集中地服务于目标受众的中心价值。 新闻业的多媒体教学功能、广电数字化进程、互动电视、远程教育等手段与传播功能创新大大推动了我国社会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型社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