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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在梳理前人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建构起中国本土特色的非政治公共领域范畴，为形塑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良性互动关系奠定元概念条件。而通过揭示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交互同构关系，考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潜在的渐变过程、深层次的转型与变迁，从而“在理论上建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良性结构性基础”，进而探索社会良性运行的一般规律，为消解当今的统治合法性危机和社会问题并建构和谐社会做出努力，也为中国的法治和民主化道路、将中国的社会治理逐渐引入善治的轨道探索一条有效的途径。 非政治公共领域是包容了抽象与具体的多维度、多层次的一个立体性范畴，本文将它既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又视作实体来建构。非政治公共领域就其概念本身而言，它的外延排除了特定场域中纯粹政治权力运作的公共领域和原子化的个人、家庭、企业活动组成的私域。在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机制条件下，它包括了除立法、司法、行政机构、政党组织、军队等以国家权力为核心而设置的领域以外的涉及经济、文化、社会日常生活等一切社会公共领域，它的内涵特征是:以组织或有公众意识的常设社群形式存在，在组织和社群内的成员组成以及组织与社群外部之间遵守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以自治为基础，它是人们为了某些公共或公益目的，自愿组织起来，不受国家权力支配的独立、自律的社会领域，是处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社会中间领域，是独立的社会权力的发源地。它是一个开放性概念，外延与内涵均可伴随社会过程的深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不断丰富。 它所蕴涵的内核和主要特征包括:首先，它表征为一种空间状态，一种人为赋予的抽象空间。这种空间的存在形式是由它的重要载体组织、制度、文化包括运动来表现和实现的。非政治公共领域中的组织，除了传统含义外，它们还要受到公共服务和公益性目的的限制，它们是非政治公共领域内最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和载体;而制度则是指由原生于域内行动者自身并进而促使其行动的一系列规则和价值理念所提升。这些理念和规则附在每一个行动、行动环节、行动过程中，且在行动中获得再生，成为空间中被普遍承认和遵循的一套准则与规范而构成的一种体系设置;这里的文化主要是指作为域内行动主体意识形态的文化。主体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首先影响领域内的行动选择，而在组织行动、制度作用过程中产生的价值观与意识文化与主体原始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交织在一起，再生出新的价值观，营造出空间的文化氛围。它能维持组织、制度不断更新的价值和目标选择;非政治公共领域内的运动则是指以各种组织或非组织形态所进行的以某种特定的社会生活为内容的重在意识形态的变化的活动，它旨在提出某种或某些诉求进而塑造一种新的价值观和营造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因而可以说这种运动实质是一种文化活动。其次，非政治公共领域须同时具备以下六个特征:1、非政治性。意味着该公共领域的总体性追求既不是政治利益，也不是谋求政治或国家权力;2、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决定了非政治公共领域内的所有主体的行动，只能是表达、维护、实现行动者之外的主体利益，或者是行动者置身其间的整个社会整体利益即公益性目的;3、契约性与独立性。按照现代契约理论，它意味着域内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以自愿为基础的平等关系，彼此之间存在清晰的权利义务边界却没有任何强力关系。这种契约性造就了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最重要特征——独立性，即只要非政治公共领域内，无论是行动者目标的追求还是活动过程，组织、制度的设置和运作除了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和法律的制约，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强迫、胁迫和控制;4、合法性。合法性则指人们的行动或行为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规定;5、开放性。是指它既对所有的交往行动者开放，人们均有进出非政治公共领域的自由，又对所有的议题开放。同时它还意味着该领域内的所有组织、制度及其行动者的行动都是开放的;6、非营利性。是指该领域内的一切活动和设置都不能以追求营利为主要目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领域的组织就不能产生利润，只是所产生的利润只能用于特定组织目标的实现上，而不能用于分配或分红。 非政治公共领域只是本文的一个契入点，不是全部内容。本文的重心是在以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间的互动关系为出发点谋求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潜在动因，并以此建立社会良性运行的结构性框架。故本文在第一章的理论梳理中，重点阐述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相关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因为非政治公共领域既然是本文首次系统运用，所以它与其它范畴之间的动态关系自然也就没有相应的前人理论。而对公共领域理论与市民社会理论的介绍与分析中，本文旨在强调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相近意义这一基面，也就是说重在强调这两个概念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本文的非政治公共领域在这一意义下的地位与作用作铺垫。第二章对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本土实践研究，之所以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三大载体着手考察，是因为这三大载体既构成了作为实体的非政治公共领域，它又是抽象的非政治公共领域概念的物质外壳或承载体，倚仗它建立概念对经验事实的相应概括，从而更好地验证概念，同时也完成了对非政治公共领域经验对象的考证与研究。同时通过对中国非政治公共领域的组织、制度与文化的结构、功能、特征的实证考察，认知和把持作为实体的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内部结构。 第三章与第四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三章首先从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合宪性内涵导引出通过宪法、其它正式法律及行政法规等现行法律体系对非政治公共领域进行重构与控制，然后通过抽象层次及经验层次的非政治公共领域对法律的基础功能与价值的分析与研究，揭示非政治公共领域与法之间是如何交互同构的，社会结构又是如何在这种交互同构中得以变迁。这一章在对本文重心的探索过程中，我们还惊奇地发现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在此过程中同时践行着它们各自本体的变迁，它们既是宏观社会结构变迁的动因，又与社会结构变迁相生相伴。它因此也成为第四章在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之间建立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的逻辑起点。第四章则是从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各自的良性运行模态及二者之间建立的良性互动模态探索社会良性运行或构建和谐社会的一般规律的尝试，尤其是能有效解释现代性条件下的当下及未来中国本土的社会运行问题。这一章通过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非政治公共领域与治理、良法与善治等几组变量的关系分析，企图以非政治公共领域为结构性要素建立社会结构平稳变迁、社会良性运行的一种理想模式，并用消解现代性条件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模式的逆推理方式对理想模式进行初步验证，检验模式对中国社会的解释力。 第五章是本论文的目的所在。该章首先通过现代化与社会结构的经典理论认识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现实，试图以非政治公共领域与民主、法治的内在联系重点论证非政治公共领域在当前建立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最后提出以非政治公共领域为前提的建构和谐社会结构性基础的几种模式。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既是和谐社会的缘由、起点，又是结论和终点。 本研究的具体展开通过这样一些环节: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关系问题似乎是一个抽象与经验、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非政治公共领域本身既是一个分析概念，又是一个研究对象，法律既作为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事实，又是抽象层面的规则体系。基于它们各自的双重性质、角色与地位，将它们置于社会基本结构之中展开研究。首先，在经验层面，法包括三个系统:一、把法作为具体场域中既存的全部法律即宪法、其它正式法律体系和习俗即“活法”的总和;二、是将法视作法制层面的法包括立法、司法等所有法律制度;三、是将法视为法治的法;在抽象层面，法作为传统自然法即道德宇宙观的替代品在保护公民的自主性的世俗效能与价值中取得合法性，并因此成为揉合了程序论证力量的正当性与正义、平等、人权等诸多良法的应然质料的实在法的基础保证。作为研究对象的非政治公共领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特定场域中展开的。非政治公共领域也与法一样具有抽象与经验二个层面的意义。在经验层面，主要是通过其几大载体来完成对其的考察和分析;在抽象层面，则主要将它视为宏观上的社会结构性要素并以此为基点展开讨论。最后，将经验层面的法与抽象层面的法分别对应于非政治公共领域，描述它们发生互动的过程与状态，从中归纳建立良性互动的普适性条件，从而建构一种理想模式。运用这种理想模式分析、解释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提出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二难困境的模式，探求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在这个意义上，非政治公共领域即是抽象层面的分析概念。建构和验证预设模型也在此过程中得以初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