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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现代经济中，金融深化，一方面可以提高储蓄率并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促进了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促进资源再配置和规模节约提高了生产率。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深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古典经济学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判定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据。研究金融深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性，对于理解经济增长中的金融贡献，分析经济增长动力，协调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更好的通过金融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三个，一是进行金融深化指数的测算，二是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三是引入协调度、协调适应度模型检验金融深化指数和全要数生产率指数的协调关系。主要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如下: 1.金融深化指数的测算 本文在对金融深化理论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深化改革的历程和特点，选取经济货币化指标和经济金融化指标作为金融深化的度量。根据协调度、协调适应度模型对于样本数据的需要，本文对金融深化指标进行了数据处理，将金融深化指标的增长率设定为金融深化指数。通过分析金融深化指数的测算结果可知，我国金融深化程度量化扩张的特点比较明显。 2.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本文在对全要素生产率常用的几种测算方法进行评价和比较后，采用“索洛残差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与金融深化指数相对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被设定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从测算结果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波动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吻合。通过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本贡献率仍远远高于全要素贡献率，说明全要素生产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金融深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检验 本文在协调度检验中引入协调度和协调适应度模型，通过两种方法检验金融深化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之间的协调关系。测算结果说明，两者的协调度并不高。大部分结果显现，金融深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呈现金融滞后型的特征，动态协调度指数则显示两者的协调水平呈现缓慢下降的态势。本文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一是金融深化量化扩张明显，但对于优化资本配置，促进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的直接贡献并不大，二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客观上限制了金融深化发挥积极效应。 本文最后给出了进一步推进金融深化改革的政策建议，包括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努力创建新型金融机构、加强金融监管和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