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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市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继续深化,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代理问题成为影响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热点；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和资产负债率较高的现状,进而又产生了大股东和中间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及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出台了大量的经济刺激方案,促进企业投资,以保持经济的稳步发展。四川省作为西南地区一个经济大省,工业成为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助推剂,而制造业作为工业的核心产业,成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投资作为制造业上市公司三大财务政策之一,是促进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在现实市场条件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过度或者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着手研究四川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运用Richardson (2006)模型对四川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行测量,把四川制造业全部上市公司分为了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两组。研究发现在194个样本企业中,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的公司有74家,比例达到了38.1%；存在投资不足行为的公司有65家,比例达到33.5%,两者合计71.6%,这表明四川制造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影响因素进行归集分类,通过提取主成分,得到了4个公共因子即股权因子、债务因子、薪酬激励因子、管理层结构因子。最后本文分别用投资过度组和投资不足组的投资规模与4个公共因子进行回归,同时依据因子分析中的旋转得分系数矩阵得到了如下结果：(1)提高流通股和第二到第十大股东的比例可以抑制四川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降低股权集中度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可以抑制四川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2)提高债务比例可以抑制四川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而在投资不足的上市公司中,提高债务比例会导致公司投资不足。(3)提高高管持股比例和高管薪酬可以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而在投资不足的公司中,高管持股比例和高管薪酬与公司的投资规模没有明显的关系。(4)两职分离、增大董事会规模、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和增加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的次数可以抑制上市公司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而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的公司中,这些因素与投资规模没有明显的关系。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如下建议：(1)提高流通股和第二股东到第十大股东的比例,降低股权集中过度、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国有控股比例。(2)改善上市公司负债融资结构。(3)制定合理的薪酬激励措施。(4)优化四川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管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