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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余年中取得长足进步。在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同时,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论断开始频繁出现。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连续下降,资本收入份额逐年上升的现缘引起许多学者关注。我们研究发现,在要素收入份额差距逐渐拉大的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回报率的增长率也远远高于劳动回报率的增长率,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资的涌入连同政府主导的投资不断增加,资本的稀缺程度开始降低,劳动的需求量上升,从理论上讲,要素回报率的增长差距应该缩小,而事实并非如此。于是,我们有必要探讨引起两者差距扩大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财政分权和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这种内在激励机制导致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和分税制改革改变了地方政府——企业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分税制使地方政府面临财源上收、入不敷出的困境,由于产权的改变,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不能为财政继续提供稳定收入。为了发展经济和增加财源,地方政府只能开始培养新的地方税基。同时,沿海经济特区的示范效应和中央对外开放政策的大量普及使地方政府有了选择,竞相将使用自有资金创办企业的热情转到争取区域外投资上,以满足其“投资渴求”。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纷纷给投资者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以增加其利润。这些优惠措施实际上是政府从财政上给资本提供的变相补贴,这提高了投资者的收益。
国有企业改革在改变政府——企业关系的同时,工资制度也发生了改变。国企改革前,企业推行承包制,工资与利润挂钩和半挂钩,实际导致工资对利润的侵蚀。同时,中国的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没有自由选择报酬高的就业岗位的权利,企业也没有自主选择职工和解聘职工的权利,工资攀比的压力无法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释放。这样,企业里劳动者获得的工资远远大于其边际生产率。加上国有企业存在大量冗员,边际生产率甚至为零,收入分配的结果,工资的回报率增长高于资本回报率。国企改革后,富余人员分流出国企,大量劳动力进入了私有、外资企业,企业的工资按照边际生产率定价,劳动已经不能以原来的方式侵蚀利润。这样,企业冗员的剥离和新的工资制度形成,使企业的利润增长加快。
国有企业改革分流了大量下岗人员,与此同时,户籍制度的放开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两方面的作用形成了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正面冲击。大量失业和隐性失业人员的增加,使就业岗位竞争加剧,劳动者工资受到抑制,所获工资往往低于边际生产率。因此,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导致的结果同样是劳动者回报率上升缓慢。另外,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90年代后期进行的国有企业改制中,被淘汰的企业是效益低、亏损严重的企业,剩下的是收益相对高,市场前景较好的企业,这些影响因素集中起来,相比劳动回报率而言,资本回报率将会有很大的提升。综合起来,分税制、国企改革和农村户籍制度的放开,一方面改变了资本和劳动在原来分配中的利益关系,使工资不能侵蚀利润；另一方面,国企改革后剩余的优良企业既丢掉了富余人员的包袱,又享受了劳动供求关系失衡带来的劳动力低成本,加上政府给予企业政策上的补贴保护,利润上升较快。最终我们看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获得了比劳动更高的收益率,两者的收入差距愈来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