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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劳资关系理论的视角有一元论、多元论、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劳资关系系统模型以及战略选择模型等。《资本论》中马克思曾不遗余力地探究“生产的隐秘之处”，他力图揭示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压迫和宰制关系，并探索工人阶级的解放可能性。而布雷弗曼始的《劳动与垄断资本》标志着劳动过程理论的形成，在这本书中，布雷弗曼主要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资本如何成功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布洛维对此颇有微词，他认为布雷弗曼的结论仅仅是基于自己工匠生涯的经验，而将技术视为纯手工的、作用于外物的。布洛维提出了“去技术化”的概念，实际上反映了劳工研究背后的价值立场的某种微妙变化。因此更具颠覆性的问题在于：工人都到哪去了?他试图将工人的主体性引入分析的范畴，使得工人对资本剥削的“同意”成为可能。
经过一番对中国电视行业从业人员的调查，我发现电视行业的运作并不是类似垄断资本下的规模性操作，相反恰恰雷同于布雷弗曼所怀念的工匠传统。编导类似于工人，栏目类似于作坊。编导们掌握一个节目从前到后的生产，控制了节目绝大部分的生产环节，拥有完全的生产技能。只是因为没有资本，很多人不能自己独立运营一个栏目。但事实并不像布雷弗曼描述的那样浪漫，如果雇主依赖工人，也就是栏目依赖编导，那么编导罢工栏目就要停止运转。但事实和布雷弗曼的理想国有着天壤之别。栏目编导的流动性极强，结不成罢工的团体。栏目也不会因为部分人的懒散而影响节目的播出。不仅如此，编导熬夜工作已成为正常的生活状态。他们没有基本工资或者任何其他生活保障，即使基本的签约保障也异化成一种赏赐。栏目里错综复杂的关系，使他们要么有着谨慎小心的行事方式，要么就是面对残酷的竞争。在行业普遍采用计件方式来计算工资的前提下，编导的劳动力被严重剥削。但即使如此，也没有编导集结起来反抗，他们最多会抱怨，偶尔会消极怠工，或者在其他行业兼职。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电视行业普遍如此，因为编导们认为在其他地方也不会有丝毫的改观，所以他们只能非常无奈地一边心怀不满一边拼命干活挣钱。这就是中国电视从业人员尴尬的现状，而这恰恰无情地粉碎了布雷弗曼对其所怀念的工匠时代的美好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