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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创开始，就把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股份按是否可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被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般。这种股权分置的状态，导致了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扭曲，使证券市场应有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无从发挥。非流通股的存在使其成为非流通股股东圈钱的工具、股东之间的成本差异极大、市盈率居高不下等问题。因此，股权分置改革全面展开，将逐濒消除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界限，中国证券市场也将迎来全流通时代。伴随着所持股份的上市流通，上市公司大股东最大化自身价值的目标函数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更加关注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大股东“隧道挖掘”行为相应地有了新的载体和新的表现形式，限售股减持就是其中一种。它们会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因此，分析影响大非流通股东对解禁限售股的减持因素，减持的市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剖析大股东的减持动机就有了比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回顾了大非流通股东减持解禁限售股的动机分析，大非流通股东减持的影响分析，以及大非流通股东减持背后可能存在的利润操纵行为研究，并对大股东“隧道挖掘”行为相关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以股改后大非流通股东的限售股减持行为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事件研究法，研究减持中的股价异动现象。同时在结合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权力制衡机制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合适指标体系和模型。并以沪市79家进行限售股减持的大非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以此来研究大非流通股东在二级市场减持解禁限售股所产生的市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在大股东减持股份之前和股份减持期间(减持公告日前)，存在着显著为正的超额收益率，即，出现了正的市场财富效应。而在股份减持完成后(减持公告日后)，正的超额收益率立即消失，财富效应不再产生。由股价的这各异动走势可以推断，大非减持背后所隐藏的股价操纵行为很可能存在。一般地，如果不存在操纵行为，由于限售股减持会使股票的供给增加，应该使股价出现疲软走势。当然，在2007年度这样的牛市环境中，疲软走势可能会被市场的强势所抵消，但是，没有理由出现强于市场走势的股价变化。反之，情况则会不同。根据隧道挖掘相关理论关于隧道挖掘程度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还对累积超额收益率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代表股东制衡程度的Z指数、董事会的独立性DLDS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对窗口期内累积超额收益率CAR有显著的相关性。其中，Z指数对累积超额收益率CAR(-15，0)存在正向影响，即Z指数越大，股权制衡度越低，累计超额收益率CAR就越大。董事会的独立性对累积超额收益率CAR(-15，0)存在负向影响，即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占比越大，董事会的独立性越强，累积超额收益率CAR越小。净资产收益率ROE对累积超额收益率CAR(-15，0)存在正向影响。而第一大股东性质XZ即第一大股东是否为盈利性组织，管理层持股比例GLC，代表公司规模的总资产自然对数SIZE和资产负债率LEV对累积超额收益率CAR(-15，0)的影响则基本不显著，但影响方向与我们假设的预期一致。
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几点建议，本文认为应该从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权力制衡机制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出发，不断改进和完善公司的运作效率，比如，适当降低股权集中度，对第一大股东形成适当的股权制衡；健全独立董事制度，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同时，要严格规范大非流通股东的减持行为，促进大非流通股东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出售解禁限股份，包括丰富大股东股票出售的渠道、严格信息披露，弱化大股东的信息垄断优势、建立健全大股东股份减持的法规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