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地区的众多工厂遭到战火的破坏,工人流离失所,或沦为难民。至1937年底,除“孤岛”外,日军几已占领上海。国共两党原有的工人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或被彻底摧毁,工人失去合法表达诉求的机关。随着上海局势的稳定,工厂逐步开工,日伪试图利用工会组织笼络工人,向租界渗透,以求完全控制上海。本文通过梳理抗战时期上海地区“伪工会”组织的发展历程以及对劳资关系造成的影响,阐释在特殊背景下影响工人的民族意识与政治选择的多种因素,透视变动时局下上海社会发展的动向。1938年10月,由日本军部驻沪特务机关直接操纵的“中华工人福益会”粉墨登场,该会是日伪控制的第一个全市性“伪工会”。但工人很快识破“福益会”的面目,拒绝加入该会。“福益会”创建失败后,日伪并没有放弃对上海地区工会组织的领导与控制,继而创办“上海工运协进会”、“上海市总工会”、“上海特别市总工会”、“上海市工会整理委员会”、“工人团体审查委员会”等“伪工会”组织。这些“伪工会”组织,不仅拉拢工人,还深入资方内部,妄图构建日伪操纵下的劳资关系,服务于伪政府的统治。抗战时期,上海百物腾贵,工人生存压力增大,时局环境的变化致使劳资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脆弱。在畸形繁荣之下,工人为求生存与资本家对抗,这为“伪工会”插手劳资事务提供了机会。抗战期间,上海地区爆发的几次较大规模的劳资冲突,“伪工会”都在其中作梗。面对“伪工会”的攻势,国共两党号召工人反对“伪工会”,保障自身利益。特别是中共在工人中积极宣传组织,或利用“伪工会”继续进行斗争,这不仅保障了工人的利益,更使工人加强对自身社会地位与作用的认知。抗战时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上海地区劳资之间关系本身较为脆弱。再加之“伪工会”的干扰、渗透,无疑给劳资双方之间增加沟通的难度。但动荡与机遇并存,抗战时期也是政治力量发挥空间较大的时期。中共在上海工人中因势利导,保障工人的利益需求,强化工人自身的阶级认同,也深刻影响着工人的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