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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提升，创造了一个新的中国经济奇迹。2000年至2007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10.1％。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宏观经济外部失衡现象的不断加剧和积累。2000年至2007年，中国贸易收支余额占GDP的比重从2％升至8％；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重从1.7％升至11.3％。
外部失衡状况的出现和不断积累，既是中国外向型增长战略实施的必要条件，也是这一战略实施的必然结果。这也就从根本上界定了外部失衡问题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地位，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之一。但是随着中国工业部门和整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外部失衡规模不断增加，这不仅增加了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短期波动的风险，而且还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加大。
全球失衡的根源在于国际分工体系，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而连接国际分工体系动态调整过程与中国产业结构动态调整过程的主要机制之一就是FDI的流动。一方面，主要发达国家内部产业结构调整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源头，带动产业在国际间的梯次转移，由此带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的动态变迁。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囡家间FDI流动规模急剧增长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所吸纳的FDI的源头。另一方面，大量FDI涌入中国，带动中国外向型或内向型工业部门的建立、发展和膨胀，并带动中国进口和出口的高速增长。基于中国的区位优势和禀赋优势，加工贸易型FDI在中国所吸引的FDI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出发，中国的外向型工业部门不断膨胀、贸易规模急剧增加、贸易顺差不断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扩张。所以，无论是单纯地探讨中国的外部失衡，还是在内外失衡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探讨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问题，FDI事实上就成为一个最好的切入点。通过分析中国FDI流入的历史和现状、规模和结构、国际分工背景和内部结构影响等问题，可以为我们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问题的根源、影响和调整路径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国内外关于FDI动因和影响的研究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之下，资本乃至所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都可以被产品的跨国流动所替代。在产品的国际贸易已经发生并且持续存在的情况下，一旦市场达到了均衡，不仅FDI而且包括证券投资等在内的其他国际资本流动，都没有存在的必要性。然而在现实的世界经济中，FDI不仅能够存在，而且成为连接国际分工、实现国际合作的主导形式。对这一矛盾现象的解释成为FDI理论的起源。
三、本文研究内容和分析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国际间FDI流动的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和全球失衡问题的不断积累，成为FDI产生、变化以及影响各国经济的基本背景。虽然区位优势、企业特有优势以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企业行为依然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影响FDI的机制和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行为、东道国区位因素以及国内外市场因素与政策变量等，对FDI以及FDI的宏微观经济绩效的影响，都依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产业转移机制和全球失衡背景下世界经济的“重新均衡”过程。在这种背景下，影响FDI规模、结构、流向和宏微观经济绩效的各种因素，将融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失衡的产生与维系过程之中，并共同作用于国际间的FDI流动。所以，对于中国FDI流入规模和结构变化原因的分析，应该从这一角度展开。从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目标出发，探讨FDI的影响。虽然短期内，在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失衡和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FDI流入有助于维持我国经济在现有产业结构特征下的扩张和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以内部产业结构进一步失衡为代价的，并不利于宏观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在国内外失衡背景下，短期增长目标和长期增长目标之间的冲突与权衡取舍，要求我国基于产业结构调整考虑，对FDI政策进行调整。
四、创新之处
第一，对于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分析，本文力图突破现有研究中相对狭窄的分析框架，把全球经济失衡、国内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和产业结构特征结合在一起，对我国的FDI问题做出更为全面的分析；第二，对于我国宏观经济外部失衡问题的分析，本文力图以FDI流动为载体，在世界经济整体失衡、我国宏观经济内部结构失衡和外部失衡之间建立双向的联系机制，而不是简单地从内部失衡到外部失衡，或者从外部失衡到内部失衡；第三，对于FDI以及内外失衡问题的讨论，最终置于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框架之下，并从这一终极目标出发，探讨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以及服务于这一方向的FDI政策调整方向。
五、主要论点
以美国产业结构调整为先导的国际产业和国际分工体系调整，是推动世界经济失衡动态演变的根本力量，也是驱动全球范围内FDI流动规模和结构变化的关键力量，决定了FDI的动机、模式、规模、结构以及流动方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我国制度调整与FDI流入的持续，我国国内因素在吸引FDI流入时的边际贡献不断递减。但是外部的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体系调整，从供给和市场实现两个环节为中国FDI流入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和不断深入，我国特有的区位优势对FDI流入发挥着持续的吸引力，这种外部推动力与中国内部因素的吸引力结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中国FDI流入的持续增长。
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FDI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约束条件的变化，FDI的作用机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主要约束是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FDI流入一方面可以弥补国内储蓄缺口，另一方面，可以带来关键的机器设备和零部件等，帮助国内储蓄克服向投资转化过程中的技术约束，提高国内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但是在这种情况下，FDI流入对我国制造业固定投资和生产能力扩张的影响并不显著，它可以被其他形式的资金流动所替代。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工业化进程所面临的主要约束条件转变为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约束和市场约束。FDI流入首先可以带来国内匮乏的机器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等中间产品，提高国内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更为重要的是FDI带来的国际市场转移和创造效应，这对我国制造业的资本形成过程尤为重要。依附或借助于FDI带来的国际市场，国内储蓄资金得以进入相关行业，并形成固定投资和生产能力。
FDI主要是从投入和产出的市场实现两个角度，为我国制造业资本形成突破国内约束创造条件，以此促进我国制造业的资本形成和生产能力扩张，并通过推动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对我国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施加积极影响，最终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
在FDI的带动下，我国国内储蓄加速流向制造业，共同促成我国制造业资本形成的加速和生产能力的扩张，由此改变我国国内制成品的供求对比关系，导致我国贸易品供给相对过剩状况不断加剧。为了最终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需要借助于出口的不断增长来缓解贸易品供给过剩的状况。FDI流入在提高我国宏观经济平衡对出口和贸易顺差依赖性的同时，也为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条件。伴随着产业转移的是市场的转移，这就使得我国过剩的贸易最顺利地通过国际市场得以实现。这就有效地协调了我国国内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就成为必然呈现的结果。
FDI作为资金、技术和市场的综合体，不仅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对我国经济增长施加了巨大的推动力，也加剧了我国内部的结构失衡和外部失衡。具体表现就是内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贸易品部门过度膨胀，外部是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和积累。这意味着我国工业化过程和经济增长基础的非均衡特性日益严重。以制造业为核心的贸易品部门的过度膨胀，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的结构失衡和经常项目顺差的积累。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非贸易品部门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和就业问题的解决。
要改变目前的内外失衡状况，不能只是简单地限制FDI流入，而是要从我国FDI流入、内部供求结构差异和贸易顺差之间的联系机制入手，在实施吸引服务业FDI和鼓励内资流向服务业的政策激励的同时，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提高国内家庭的总消费需求水平，以此带动贸易品需求和非贸易品需求的增加，降低贸易品供给过剩的程度，同时为服务业发展创造市场实现条件。在家庭消费需求呈现实质性增长趋势的同时，吸引服务业FDI的政策激励以及鼓励内资流入服务业的政策激励，才能真正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