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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是对1843年至1919年这个历史时期上海翻译文学的发展进行的调研。笔者以“多元系统论”为支撑理论，以“系统”思想为“多元系统论”的补充，把这个历史时期上海的翻译文学视作一个“系统”，探讨其与同一个多元系统内的另一个系统，即翻译文学系统的共存系统——本土文学系统——之间的关系的特点，并调查这些特点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张力”与“对话”这两个术语被笔者用来描述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的两个方面。 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虽从未充任过中国的政治中心，但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上海两度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和文学中心。第一次是在清末民初，第二次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原因引起了笔者浓厚的兴趣。由于时间所限，笔者只选定上海第一次成为中国文化中心和文学中心的情形作为研究对象，并把时间范围设定在1843年至1919年这个历史时期，把研究对象聚焦于“小说”这一文学体裁。 “多元系统论”由埃文-佐哈尔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根据俄国形式主义的一些思想发展而来。俄国形式主义指出:不应该孤立地研究文学作品，而应该将其作为文学系统的一部分进行研究;文学系统内的永恒活力是为抢夺“文学典范”这一首要位置而发生的“转变(mutation)”和争斗（见Munday2001:109）。一个系统与其共存系统构成另一个系统，埃文-佐哈尔称其为“多元系统”，亦即由系统组成的系统。埃文-佐哈尔(1978:10)指出，一个文学多元系统可以被二分为典范系统和非典范系统，这两种系统又可以被进一步成各种子系统。他强调:一个多元系统是一个整体，其内部的各个系统之间呈层级关系;“这种层级关系是由各共存系统对某系统的制约形成的;多元系统由这种层级关系进行调整”（同上:31）。“典范系统只有通过与其共存系统进行竞争才会发展壮大”（同上:18）。典范系统与其共存系统之间的对立为多元系统内部制造了一种“理想的平衡”（同上:17）。 受“多元系统”观念启发，笔者先将1843年至1919年这个历史时期的上海文学视作一个由“翻译文学系统”和“本土文学系统”构成的多元系统。接着，考察这两个系统中的哪一个是典范系统。随后，对两个问题展开调查:翻译文学为何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出现？典范系统如何进驻其现在所处的位置？然后，分析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张力”与“对话”关系的特点。最后，调查这些特点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 在1843年至1919年这个历史时期，上海翻译文学系统和本土文学系统之间的“对话”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1)翻译文学对目标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所采取的姿态;(2)翻译文学对目标文学的诗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功能组件所采取的姿态;(3)翻译文学系统接受本土文学系统的清单组件中某些现有的创作方法，和翻译文学系统把新的创造方法引进到本土文学系统的清单组件中。这三个方面是密切关联的，如勒菲弗尔所说，一种诗学的功能组件与来自诗学以外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紧密相联，并很容易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同上:34）;而且“这种影响往往在文学作品的主题中得到明显体现”（同上）。与本段中(1)、(2)两个方面有关的翻译文学系统和本土文学系统之间的“对话”，前文已有所述;笔者在此仅对本段中的(3)展开讨论。笔者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直到1902年前后，翻译文学系统才成为上海文学多元系统内的典范系统。因而，在1843年至1902年这段时间，翻译文学系统原则上应该模仿本土文学系统的诗学清单组件。真实情况确实如此，译者们的翻译策略便揭示了这一点，如中国传统小说的篇章布局曾被翻译文学作品机械地套用。翻译文学系统成为典范系统之后，一方面，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之间的界线开始消解;另一方面，本土文学系统内部发生了诸多变化:A.一些新的主题现身于诗学的清单组件中，如政治小说和侦探小说;B.在语言使用方面，白话文被用来进行文学创作，作品中出现了一些外来词汇，等等;C.一些新体裁崭露头角，比如同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自问自答式小说等;D.一些新颖的叙事技巧问世，如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倒叙、插叙等。本土文学在语言使用方面的变化，如报章体和时务体，属于“新的创作方法”。此处的B揭示了翻译文学系统与本土文学系统之间的相容。通过这种相容，翻译文学系统把上述A、C和D带进本土文学系统。由此可见，翻译文学系统只有通过与本土文学系统中的“新的创作方法”相容，才能向后者输入新的创作方法;前者向后者输入的新的创作方法愈多，两者之间的可容性就愈大。 此外，笔者还发现，上海翻译文学系统和本土文学系统之间的“对话”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历时性特点，并且在翻译文学系统成为典范系统之后两者的“对话”才开始活跃起来。这一点与两个系统之间的“张力”的历时性特点密切相关。两个系统之间的“张力”与“对话”之所以呈历时性特点，原因有三:(1)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中，中方的惨败使“洋务运动”的前驱们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实现富民强国的梦想化为泡影;(2)1898年通过严复的翻译走进中国的“适者生存”思想使进步的文人志士们猛然间惊醒;(3)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两文中呼吁的“革新小说”的思想引发了“小说界革命”，进步的文人志士们深受其鼓舞。在这三方面因素的共同刺激和推动下，1902年前后，翻译文学作品和本土文学作品的数量都骤然飙升。在这三个因素中，前两个因素与意识形态有关，第三个因素与文学系统的诗学功能组件有关。尤其是第三个因素——“小说界革命”——为小说这一非典范系统中的体裁进入典范系统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第二，参与这场历史对话的双方，实际上几乎是同一群人。译者的大部分，尤其是在1902年至1919年这段时间，基本上是身处本土文学系统前沿的作家。这场历史对话犹如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单口相声，其中的参与者对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贡献在于:一方面，他们创作了关注人类自身问题的作品，即鸳鸯—蝴蝶派作品，把中国传统文学如《红楼梦》中的良好传统继承下来;另一方面，他们一边忙于翻译携带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一边致力于创作批判中国现状的作品，以唤醒沉睡中的国人。这群文人志士们脑子里牢记“经世致用”思想，边学习边创作;他们的行动奠定了1843年至1919年这个历史时期尤其是1902年至1919年这段时间上海本土文学系统发展的基调:学习西方。 第三，就参与这场历史对话的双方的地位而言，两个文学系统之间是不平等的。由上述分析可见，无论就意识形还是就诗学而言，翻译文学系统在“对话”中都占明显优势，尤其是在1902年至1919年这段时间。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是通过翻译文学系统的译者们的翻译策略和本土文学系统的作者们的创作实践实现的。既然如此众多的与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方法有关的东西被引进上海，异化翻译策略应该占极大的比重。 笔者还发现:就作品数量而言，在1843年至1919年这个历史时期，上海翻译文学系统自身的发展呈现为“谷-峰-谷-峰-谷”的波状曲线，并且后一个波峰的高度远远低于前一个。第二个波谷（即1911年至1912年这段时间）的出现，可能与辛亥革命有关。因为前期的努力未结出丰硕成果，文人志士们感到有些迷茫;但辛亥革命并未完全失败，它起码推翻了在中国持续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统治。对文人志士们而言，这便是一点慰藉，再加上刚刚开始的“新文化运动(1915-1923)”的激励，犹豫徘徊了约三年之后，文人志士们重新鼓起了斗志，翻译文学作品的数量迅速增加;然而，这次增加仅仅维持了三年左右，并且幅度较上一次小得多。从1917年开始，翻译文学作品的数量又急剧下跌。由此可见，在1912年至1919年这段时间，文人志士们力图革新的热情不如1902年至1911年那段时间高涨，文学界出现了些许沉寂，文人志士们可能在期待着某种新的刺激力量出现。 此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验证将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和勒菲弗尔的“系统”思想结合起来应用于翻译研究的可行性。第二，揭示翻译活动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第三，揭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因素对一个地区的翻译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对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有一定启示。第四，为将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新视角和参考资料。在某种程度上，此研究可以填补国内翻译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 此研究采取以定性研究为主、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由于国内类似研究鲜见，笔者只好从国内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或者中国翻译史之类的专著中搜集相关数据。此研究的微观方法是对比。笔者将搜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便着手对翻译文学系统和本土文学系统的各自发展变化进行对比。随后，笔者对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对这些关系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展开调查。 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了此研究的相关背景和理论框架的构建情况。第二章中，笔者先分别对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和勒菲弗尔的“系统”思想进行综述;然后，对此研究将这两个理论相结合的意图进行说明;最后，笔者对国内外学者和专家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在第三章，一方面，笔者分析了1843年至1919年这个历史时期上海翻译文学系统和本土文学系统之间“张力”与“对话”关系的方方面面的特点;另一方面，笔者也考察了这个历史时期上海翻译文学系统自身的发展具有的特点。在第四章，笔者对这两个系统之间“张力”与“对话”的各个特点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了探讨，也对导致这个历史时期上海翻译文学系统发展具有某些特点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了探讨。第五章先将此研究的相关发现进行了简单概括;然后，介绍了此次研究的意义;最后，给出笔者对今后相关研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