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世界城市化历程表明，在某一地区城市集中发育、形成城市群是一个客观过程和总体趋势。在我国，城镇化战略也顺应这一客观趋势，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长期以来，依赖资源环境高耗损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给我国城镇化带来诸多隐患，城市群已经成为资源环境与人类活动冲突最严峻的区域。当前，我国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科技创新有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城市群地区是我国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地区。如何利用科技创新的驱动力去改变城市群的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城市群的健康有序布局，这日益成为一项学者、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科学问题和战略问题。 本文选取厦漳泉城市群为案例，运用因素法和区域法系统研究了资源环境和科技创新对城市群布局的影响，刻画了近25年以来厦漳泉城市群与资源环境、科技创新的耦合阶段特征，划分了资源环境约束力与科技创新驱动力相互作用下的耦合地域类型，提出了城市群调控的政策建议。核心结论如下: (1)2000年之前，厦漳泉城市群整体发育的速度较为缓慢，资源环境与科技创新对厦漳泉城市群发展的影响很小，它们之间尚处于低水平的协调阶段。厦漳泉人口经济产业的集聚过程主要受经济效益驱使，优先向厦漳泉城市中心、沿海港口、省级以上干线公路等生产或运输成本较低的优势区位集聚。围绕上述区位10km范围内的建设用地密度分别达到57.13％、27.72％、17.80％。 (2)2000-2010年，厦漳泉城市群人口经济快速向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市辖区集聚发展，加快了资源环境耗损速度。特别是水环境和水土资源的约束作用首先在东部沿海的城镇密集区域凸显出来，导致与资源环境关联密切的产业产值出现下降、产品结构逐渐混乱。与此同时，以企业技术进步为代表的科技创新能力也在上述地区逐渐增强，形成了厦漳泉三大创新高地，科技创新能力占整个城市群的比重达到90％以上。技术进步通过提升中、低效率产业在生产环节中源头、过程和末端的资源环境效率，不断地冲抵着资源环境约束的压力。虽然技术进步对产业资源环境效率有所提升，然而中、低效率企业的数量、规模却一直在漳州和泉州等地不断增长，所以资源环境的压力仍然在缓慢提升。 (3)2010年之后，企业—大学—政府协同创新的局面逐渐形成，科技创新能力在一些地区显著提升，其中厦门市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最快，增幅达到2.31倍。厦门市率先通过科技创新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逐渐淘汰资源环境耗损大的普通产业，重点发展资源环境耗损极低的高端服务行业。淘汰产业加快向行政区附近的漳泉两市转移，用以支撑产业发展的建设用地密度逐渐增加到16.81％。相较于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使得资源环境压力在区域整体层面而不仅仅在单个企业内部获得了破解。此外，产业结构升级也促进了厦漳泉区域发展的竞争力的提升。 通过厦漳泉城市群的实证研究，基本支撑了本文提出的科技创新改善或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理论框架，丰富了“增长的极限”论的理论内涵，探索了城市群尺度下，资源环境约束与科技创新驱动的耦合效应。通过建立城市群资源环境约束效应、城市群科技创新驱动效应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定量分析了城市群社会人口、经济产业、城镇建设与资源环境、科技创新耦合状态的时空变化过程。在应用上，根据资源环境约束和科技创新驱动的耦合地域类型，划分厦漳泉城市群未来的调控类型;基于类型区划分，确定区域内部人口、产业和建设空间的空间优化模式，提出以区域协调机制为重点的制度保障。 诚然，本文总结的特征，只是基于对大量数据、现状调查资料在现象层面的分析和研究，未来尚需要加强模型方法和耦合机理的研究和创新。同时，研究总结的一些结论主要针对厦漳泉城市群，虽然有一定的普适性，同时也存在特殊性。未来需要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理区位的城市群进行比较研究，以便于从总体上把握全国城市群发展的模式和优化路径。最后，本文对资源环境和科技创新的时空特征研究仅是对过去和当前阶段的总结和提炼，未来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需要加强影响因素变化趋势的预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