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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30年,中国农村地区的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尤其是广大内地农村。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仍在继续自我强化,落后贫困的农村,倘若不能加速赶上城市发展步伐,将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隐患。
农村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发展,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和难点。经济学家,纷纷从各个角度剖析“三农”问题,并提出一系列对策,比如实现城乡统筹、为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加大中央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粮食价格、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为农民提供小额信贷、加快土地流转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等。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农村贫困是由于资金、人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不断流出。当他们解释人口为什么外出打工的时候,又将其归结为贫穷,这种逻辑无助于真正理解农村贫穷的根源,也无法用来解释为什么同样是农村,江浙等地却发展得比较好,而安徽、河南等中部地区的农村却依然贫困。
政府目前所采取的政策,正试图改变生产要素流出农村的现状。在土地问题上,中国采取了全世界最为严厉的土地制度;在资金上,国家对农村提供了大量的政策性金融贷款,并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同时政府积极倡导农民工返乡创业。不过生产要素的流出,正是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试图运用非市场力量来扭转这个趋势,也许会导致更大的弊端。
这些都无法阻止农村生产要素的外流,而仅仅依靠外部关怀,根本无法彻底改变中国农民的贫困现状。只有中国亿万农民才是新农村建设的真正主体,农民自身的内生发展动力,才是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通过研究双沟村的金融生态,并比较阜阳与温州的制度变迁过程,我得出结论:生产要素的流出只是贫困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双沟村贫困的真正根源在于制度因素,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企业家精神的缺失。温州的成功是企业家经济的成功,而中国农村未来发展道路,正在于这种企业家经济模式的发展。
要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激发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赋予农民真正的自由、保护产权、放松管制、打击腐败、用市场化方式引导民间资金进入农村,改变长期以来金融资源的向城市倾斜的政策,为培养中国农民的企业家精神创造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