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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唐志契《绘事微言》曰：“昔人谓画人物是传神,画花鸟是写生,画山水是留影。”“写生”是中国古代花鸟绘画的一种精神。当前的“写生”一词多是指艺术(西方)的一种创作方式,即对着某个对象,在画面上描绘,偏向一种造型能力的训练。绘画一开始都是由模仿开始的,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模仿需要写生,“但写生”在中西方意义不同,方式不同。潘天寿先生说：“中国古代画家也是写实的,面对对象也是写生的,但写生即勾写神。”中国工笔花鸟画“写生”精神具有三个审美境界,首先是对照临写的“格物致知”,是对花鸟形态特征的把握,追求花鸟其形；其次是情趣萌发的“俯察万物”,是作者自身情感的投入,追求“物我融合”；在此是气韵生动的“妙化生机”,是作者、画面与欣赏者的共鸣,追求自然天趣,万物生机。中国工笔花鸟画虽然在宋代以前就已经开始出现并发展迅速,但是,作为生命哲学的载体,并最终发展成为中国绘画三大门类之一,则非宋代莫属。中国绘画历史上有数量庞大的工笔花鸟画流传,得益于宋代的画院制度,统治者的喜好,文人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宋代哲学对于“理”的关注以及绘画中对“写生”精神的广泛应用和推崇。宋代的工笔花鸟画“写生”是画者在对物态的形象描绘,对物理的深刻认知,对物情的碰撞交融中实现。宋朝的院体画达到其最高峰时,文人画也在期间应运而生。院体花鸟以“写生”著名,讲究理法,追求画面生意,对文人花鸟画的创作有很大影响。其一是“写生”方法对文人花鸟画法的影响,其二是工笔花鸟“写生”将对生命的理解被带入文人花鸟画中。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写生”在当代语境下,更多的被阐释为一种侧重于精神内核的“写神”。进入新世纪以来,工笔花鸟画创作一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后,呈现出多元杂呈的风貌,有对当下流行元素的阐发,有对西方艺术观念的融入,较多的体现浓厚的装饰意味。过分追求装饰性,忽视对于“写生”意味的追求,这是一种病态,应当予以纠正。文化的建构意义最根本的是指导新的实践,在传统与当代的冲撞中,完成对旧传统的解构和新的文化建构。在“输入”与“输出”的意义置换中,完成更深层次文化内涵的挖掘。这种文化视域中的宏观回眸,对于现代中国工笔画创作,具有重大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