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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在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加强对“需求侧”的管理。居民消费是“需求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然而,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占总人口相当比重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偏低的问题最为突出,这是因为农村居民消费心理具有“超稳定”性的特点,预防性储蓄动机相对于城镇居民而言更为强烈。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经历了剧烈的政策变革冲击,这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大为增加,提高了其预防性储蓄。对于农村居民而言,人力资本积累决定了其生活质量和个人发展,而知识技能和健康分别是人力资本的一体两面,因此政府教育、医疗保障对农村居民的生活福利的保障作用十分重要,不完善的教育、医疗保障会极大地制约农村居民的消费。本文基于此构建了一个包含收入和必要消费支出随机过程的消费者模型,试图利用外生的教育、医疗保障政策冲击,在预期支出变动的框架内研究教育资源和医疗保险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之前,笔者梳理了国外具有代表性的消费者问题文献,并介绍了国内学者对国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此后逐一梳理了政府支出、医疗保险和教育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相关文献,对涉及农村居民消费的文献予以重点关注。接下来,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包含收入和必要消费支出两个随机过程的消费者模型,基于模型推导结果讨论了支出不确定性和预期支出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首先利用2000～2013年333个地级市的宏观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教育资源总量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并探讨了政府教育支出对教育资源稀缺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小学教育资源稀缺性的上升恶化了农村居民对未来教育支出的预期,使其增加预防性储蓄而减少当期消费;而地方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不足是导致辖区内义务教育资源稀缺程度上升,进而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其次,为了进一步研究教育资源分布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本文利用CHIPS微观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利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DID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村义务教育布局调整对农村居民消费以及受教育成本的影响,并探讨了就学距离的增加是否能够解释该政策对农村居民家庭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布局调整使得农村居民的教育成本增加,并使农村居民减少了消费,而就学距离的增加可以解释该政策的影响。最后,笔者利用CHNS微观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利用改进的Probit模型,研究了农村居民参与“新农合”的行为对其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针对农村居民参保行为影响的时滞性和异质性作了进一步研究。研究结论表明,农村居民获取医疗资源的成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村居民的消费,而农村居民参与“新农合”会降低其获得医疗资源的成本,从而增加了耐用品消费。在健康风险较高的农村社区,“新农合”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会更加明显。在实证分析后,笔者根据实证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