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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各项制度设置的根本意图在于追求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利、社会公众利益及其它相关的个人利益等社会多层次利益之间的平衡。在保护知识产权稳定性的同时,知识产权法的各项制度也促进了社会大众对知识产品的利用,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从而实现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和保护公益的价值目标。授权性知识产权无效宣告制度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知识产权利益平衡机制。它赋予利益关系人、社会大众等主体在认为经授权的知识产权不具备相应的授权条件或具备其他不合法的条件时,依据法定程序请求专门机关或在侵权案件中直接向法院请求认定其知识产权效力无效的权利。该制度就是提供一种合理的救济手段,将非法权利从垄断范围内移至公众领域,其实质在于实现知识产权的私权保护和社会公众对于知识产品的利用,使得知识产权法既能保护权利主体的私权,又能兼顾社会公众权利的有效需求,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本文首先以我国现行单行法对授权性知识产权无效宣告制度的规定入手,梳理宣告无效的主体、宣告无效的理由和无效宣告的法律效力等三方面的现状,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再结合典型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分别从现行法的完善和民法典分则对无效宣告制度的一般性规定两角度出发,最后探讨完善我国授权性知识产权无效宣告制度的建议。本文除引语、结语外,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授权性知识产权无效宣告制度的概念内涵和功能。在界定概念上,一方面以学界目前的研究成果为契机,通过对专利权、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无效宣告制度概念的讨论,从整体上对授权性知识产权无效宣告制度的定义进行界定。本文认为,授权性知识产权无效宣告制度是指经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授权批准的知识产权,因不符合知识产权法的相关规定,而被有权机关废除其法律效力的制度。另一方面,与撤销制度进行辨析,理清不同制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进一步明确划定范围。在解读功能上,认为授权性知识产权无效宣告制度有纠错、抗辩、防御三大功能。纠错功能体现在为专门机关和社会大众提供了一条纠正错误的通道,消除了问题知识产权,维护了公众的利益;抗辩功能表现为赋予被控侵权人一种合法的抗辩工具,保障了被控侵权人的诉讼救济权;防御功能体现为给专有权人以积极防御的武器,保障了专有权人的利益。如此三方面的功能各自发挥又相互融合,使社会多元利益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程度。第二部分研究我国授权性知识产权无效宣告制度的现状。本文以我国授权性知识产权无效宣告制度的三个重要内容作为本文的研究范围,即宣告无效的主体制度、宣告无效的理由制度和无效宣告的法律效力制度。从三个制度的现状剖析其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国宣告主体的分散模式造成的碎片化管理和单一制模式造成的中止审理和循环诉讼问题;各单行法中规定的宣告无效理由存在的不足和宣告授权性知识产权无效理由的一般性规定存在的问题;无效宣告的法律效力中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溯及力规定存在的不足。第三部分考察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典型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制度。通过考察,总结出赋予法院对于知识产权效力的裁判权是大势所趋,采取并行宣告主体模式和相对集中审理模式也是主流趋势。我国关于宣告无效的理由和无效宣告的法律效力的规定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具有一定的差别。典型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为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一定的启示。第四部分针对我国授权性知识产权无效宣告制度存在的问题,从两方面提出了完善建议。就单行法有关授权性知识产权无效制度规定的完善而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针对宣告无效的主体,在保留专门机关宣告主体地位不变的基础上,通过确认司法机关审理侵权案件中的知识产权无效问题和赋予法院在无效行政诉讼中对专门机关无效审查决定的司法变更权两条路径,明确法院作为知识产权无效的认定主体,且同时建立法院和专门机关之间的协调机制,充分发挥两者在知识产权无效认定的作用,保证私人利益和社会大众利益的平衡,实现知识产权法律的良好运行。二是针对宣告无效的理由,对专利权、注册商标权等的不足一一提出修改意见。三是针对无效宣告的法律效力,一方面对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既限制主观效力范围的对世性,且限定客观效力范围的扩大化,实现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正确适用;另一方面对于溯及力的效力范围,建议在《商标法》第47条第2款和《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条例》第38条第2款应删除“裁定”一词,且在《专利法》第47条第2款、《商标法》第47条第2款增加“和解协议”一词,在《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条例》第38条第2款增添“调解书”、“和解协议”两个词。就民法典分则中对授权性知识产权无效宣告制度作一般性规定而言,可在“财产权总则”中下设“知识产权一般规定”一章,在此章中设“知识产权无效一节”,拟定关于宣告无效的主体、宣告无效的理由和无效宣告的法律效力的若干条文,实现对知识产权无效作一般性规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