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属于哲学应用问题研究，旨在运用马克思关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论，结合20世纪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的最新理论成果，研究和整理西方管理学诞生以来的管理思想史。笔者寄望通过逻辑学思路的运用，建立起对管理思想流变有着恰当反映的逻辑结构，即不仅勾勒出管理思想如何辩证运动的轨迹，而且解答何以会如此展开的内在根据，进而揭示管理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现代管理理论走出“丛林”探索一条途径。本文在对黑格尔——马克思共时态逻辑学方法鉴取的基础上，紧扣“史”的特点，创建了历时态的逻辑学思路。一方面，继承了“从完整的表象蒸发出抽象的规定性”的研究方法。通过细致剖析、咀嚼管理思想史的材料，界定了西方管理学的逻辑起点，并从百余年管理思想史中“蒸发”出三个抽象的规定性。另一方面，力求逻辑与历史密合，从管理思想的演变中梳理出内在的逻辑，通过逻辑线索揭示思想史的发展规律，把百年来西方管理思想的运动展现为一个由若干抽象的规定性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矛盾不断解决、又不断生成的过程。 正是得益于方法论创新，本文初步解决了管理思想史理论化的学术难题。最明显的成果是，在通过范畴和概念概括管理思想史实的基础上，以逻辑的形式反映了管理思想史的进程，使管理思想史上升到理论形态。 论文提出，“科学管理观”是整个西方管理学发展进程的基始性矛盾，内蕴着三个基本规定性：一是与理性主义思潮相联系的追求标准化、科学化等因素；二是由于理性对人性压抑所引发的研究人的心理、人的行为等因素；三是为适应复杂多变的企业外在环境所进行的系统化、应变性研究等因素。这三个规定总共构成了两组矛盾：组织内部两个规定性之间的矛盾和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这三个规定性的展开和矛盾的推移转化，便构成了自泰罗以来整个管理学向前的发展运动。 对西方管理学逻辑起点的界定和三个规定性、两组矛盾的揭示，实际上就是对西方管理思想史最一般范畴的提炼，这几个抽象的规定性，在全文的论述中可以导致自科学管理迄今以来整个管理思想发展历程的“具体的再现”。在“具体的再现’冲，不仅梳通了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脉络，而且鲜明地凸显了不同时期西方主流管理学派的特征。而这些不同的本质特征又自然地将管理思想史断界为前后相继的四个阶段：古典管理论阶段为客体至上的效率哲学；新古典管理论阶段为主体至上的行为哲学；现代管理论阶段为主客体统一的系统哲学；后现代管理论阶段为主体回归的创新哲学。这种以哲学特点进行的划界，相对以往管理思想史也是一个创见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