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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1964年9-12月的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是60年代席卷欧美的学生运动的先声，对其成因、过程、结局及影响的个案研究，对今天的中国也不乏启示。导致这场运动产生的根源并不仅仅是一般研究者所已指出的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影响或者某项校内管理政策的不合理以及管理者的僵化和失误，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快速发展的公立高等教育中所难免出现的大学独立精神与国家目的之间的张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出现的一种结果。 伯克利超常规的迅速发展，与伯克利传统的形成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以校长为主线的叙述线索展示了伯克利的成长壮大与强势的校长间的密切的关系。对治校者而言，实用主义的传统代有传人，为求发展而对政府和上层社会捐助者权势的屈从也成为伯克利传统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线的叙述线索则展示了反叛的传统也早已植根于伯克利，虽然这条线索是时隐时现的，但以萨瑟门传统为标志的反叛从来都没有真正消失过，相反，它总是伺机而动。 两种传统在1950年代末出现了激烈碰撞。1958年出任加州大学总校长的克尔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的办学理念以及对校长的角色定位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他更是一位不甘于守成的人，他要谋求伯克利和加州大学更快的发展。他的发展要诀就是要把大学变成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对于继承了伯克利反叛传统的学生，克尔则不折不扣地承袭了其前任斯普劳尔校长1930年代制订的“规定17条”，新颁的“克尔指示”与“规定17条”在本质上如出一辙。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校园内外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战后出生或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大学生在经过校园反抗、校外政治活动，特别是直接参与民权运动的历练之后，已积累了丰富的组织动员和抗争经验，他们要为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和责任进行新的抗争。但克尔及其行政班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仍寄希望于校内严禁、校外放任的学生政治活动管理方法能继续维持脆弱的平衡。 当来自校内外的压力同时施加于学校时，学校必须在满足校外势力还是学生的要求之间作出抉择，秉承发展压倒一切理念的学校行政班子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而牺牲后者。学校甚至不惜以终止对学生说来无比神圣的萨瑟门传统来取悦校外权贵势力。学校的做法引起学生空前激烈的反抗，共同的利益诉求使不同政治倾向的学生行动分子走到了一起，共同抗争学校对他们利益的侵犯。1964年9月16日学生联合阵线的组成标志着与校方对立营垒的诞生，一场震惊全美的自由言论运动就此在伯克利拉开了序幕。 校方对抗议学生的轻视使联合阵线一开始就抓住了校方的政策漏洞，提出了在整个校园内开放政治活动的要求，被校方断然拒绝。面对联合阵线组织的警戒、静坐、集会、游行、守夜等抗议行为，校方起初不予理睬，继而又过早地使用了停止学籍及出动警力等最后手段，导致了学生围困警车并与数百警察对峙场面的出现。出于对发生流血冲突后果的担心，校方被迫坐到了谈判桌旁。 谈判的举行和10·2协议的签署意味着校方对联合阵线事实上的承认，但校方利用权势，通过对协议的有意曲解实现了对解决争端的两委员会的控制。基于联合阵线于10月3日成立的自由言论运动(FSM)以最后通牒迫使校方对两委员会进行了重组。但缺乏诚意的校方使校园政治活动研究委员会的决议胎死腹中，对同情学生的海曼委员会的报告拒不采纳，同时还在暗中谋划秋后算账。 在FSM为打破僵局重启校园抗议行动之后，克尔策动加州大学董事会11月20日通过了新的校园政治活动管理规定，抗议学生提出的要求看似得到了满足，但学校却取得了事先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权力，这使激进的学生领袖充满了失败感，FSM似已终结。克尔却认为秋后算账的时机已经到来，校方对FSM领袖的新指控重新点燃了战火，12月3日凌晨大批警察对800名学生的大逮捕使全校为之震惊，愤怒的声讨响彻校园，校方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当学校正在往一个不可知的方向滑去之时，教师结束了旁观者的姿态，拯救学校的冲动让他们真正站了出来。教师们意识到只有改变学校的管理制度进而重新思考学校的办学理念，才能真正摆脱危机。 12月8日的学术评议会给出了一个公正的决议，学生们在经过了80天的奋斗后，不仅得到了教师的同情，更得到了教师的理解，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他们在校园从事政治活动的权利得到了承认。为此，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震惊全美的伯克利学生自由言论运动就此结束，但它对伯克利、对加州大学各校区、对全美乃至欧洲的大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仅为后来的学生运动确立了某种运作模式和榜样，还带来了一些制度层面的变革。今天中国许多快速发展的高校，其实也正面临着与当年的伯克利同样的问题。伯克利的个案，值得研究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