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与船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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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王船山是中国哲学史中一位极其特殊的人物。在沉寂二百余年后,从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船山学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当代中国最主要的学术派别对船山思想都极为关注,并以各自的学术立场为基点,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积极的研究,这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学等思想派别。不同观点的提出和探讨,同时又促进了船山思想研究的深入发展,以船山生平和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船山学逐渐崛起为一大“显学”。  由于新儒学本身就有心学和理学之分,直承宋明儒学而来的现代新儒学自然有接着朱子讲的“新理学”和尊陆王的“新心学”的分野。加之各人的学术专长等个人特点不一,他们的船山学研究往往有诸多差别。总体而言,现代新儒学的船山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船山即气言体、乾坤并建的形上思想;二、船山的历史哲学思想。现代新儒家对船山思想的这两大关注点,可以说正是船山思想的核心所在,且二者关系密切。前者体现的是船山不同于朱子和阳明的独特的宇宙本体论进路,后者凸现的是船山重器、重形色、重客观历史性的历史哲学,从即气言体、乾坤并建的宇宙本体论到重器、重形色的历史哲学,贯穿着船山即体即用、体用一致的思想方法。即有此体必有此用,重气必然重器、重客观历史性。  必须说明的是,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过程中,以熊十力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心学一派比以冯友兰、钱穆等为代表的理学一派显示出了更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这一特点同样体现在船山学研究中。本文亦是以熊十力及其弟子的心学一派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兼及其他。以熊十力、牟宗三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心学一派,一方面对船山过于重气,主乾坤并建表示不满,在心性论上仍以阳明、朱子为主旨;另一方面,又对船山将此思想运用于历史文化的卓越表现赞赏有加。现代新儒家在构建自己的哲学思想时试图扬“长”避“短”。不难看出他们在寻求新的发展,摆脱尴尬困境的过程中的这一良苦用心。  在船山学研究方面,林安梧是现代新儒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他建立起一套船山“人性史哲学”,强调历史和人性的互动。林安梧是第一个全面肯定船山乾坤并建的哲学架构并把他与现代新儒学的未来发展联系起来的现代新儒家学者。他提出未来儒学的发展,应在对牟宗三儒学进行全面反省的基础上,着力汲取王船山哲学的思想资源,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理解牟宗三的哲学,走从牟宗三、唐君毅返回熊十力,最后回到王船山的路。在某种意义上说,王船山为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可能发展路向。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大体与之同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船山学研究。从侯外庐与熊十力开始,马克思主义者与现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之间的交流互动就一直存在着(特殊的历史时期除外)。毋庸置疑,坚持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现代新儒家在基本理论和方法上有根本分歧。但是,二者又有许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隐含着彼此进行深入对话的可能性。以船山学为中介,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若能实现深入对话,这对现代新儒学甚至双方的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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