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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首次超过日本,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快速国际化为中国企业带来巨大收益,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影响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各类因素。企业的国际化速度受到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国家层面等多层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层面因素的影响作用,本文从制度理论视角出发,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和组织行为理论,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速度进行研究。本文采用Hutzschenreuter和Voll (2008)提出的“附加距离”概念及Hutzschenreuter, Voll 和 Verbeke (2011)提出的研究建议,以Scott (1995)划分的制度环境三大支柱(规制环境,规范环境和认知环境)、Kostova(1996)提出的制度距离概念及Xu(2001)进行的制度距离维度划分为基础,形成附加制度距离概念的三个维度：附加规制距离、附加规范距离和附加认知距离,并且深入研究各个维度对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由于现有研究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情境,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因此本文同时考虑了政府参与和国际化程度的调节作用,系统地分析了中国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各类影响因素。本文以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各种研究条件,从BvD Oriana亚太企业分析库中收集整理了131家企业2007年到2014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并将其与世界治理指数数据库(WGI,世界银行发布)、2005-2015全球竞争力指数数据库(世界经济论坛发布)、霍夫斯泰德文化指标数据库、对外投资企业名录(中国商务部发布)、王益民教授学术团队手工整理数据库和上市公司企业年报(巨潮网整理)相匹配,得到各个变量的测算数据,使用Stata 13.0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以下结论：附加制度距离的各个维度均负向影响企业的国际化速度；政府参与正向调节附加规范距离和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即：随着政府参与的不断增加,企业前期积累的附加规范距离对企业未来国际化速度的负向影响作用被减弱；国际化程度负向调节附加制度距离各维度和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即：随着前期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企业前期积累的附加规制距离、附加规范距离和附加认知距离对企业未来国际化速度的负向影响作用被增强。与此同时,本文也指出,政府参与虽然对附加规制距离、附加认知距离与企业国家化速度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是调节效应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