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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海外移民作家，严歌苓是盛开在海外华文文坛上的一朵奇葩。丰富的阅历、多彩的人生给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也帮她实现了困境中的自我超越。军队的历练、移民的体验铸就了她作品的精致与大气。女性的书写把她的才情和睿智发挥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鲜活的女性形象都是严歌苓为文学世界播洒下的奇异种子。每一个丰满的女性都给我们带来一段不朽的人间传奇。她以小人物在大背景中的生存轨迹来演绎女性的生存状态、表达强烈的生命意志。作家从多个角度给我们带来文学的盛宴。 在引言中，笔者介绍了严歌苓的生平与创作，并梳理了近年来严歌苓小说的研究现状。学者普遍从人性的观照与思考、女性命运与主体意识的凸显、文化互补与身份认同以及修辞、意象、语言等多个角度地对严歌苓的作品进行了解读与分析。本文则从女性形象入手，试图运用文本细读的方式来解读严歌苓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从整体把握严歌苓对女性生存状态的书写。 论文的第一章用军旅题材三部曲来阐释理想光环下脆弱的生命。十多年的军队教育，让严歌苓能够通过切身的体会来描写军队的生活，她带着情感进入写作，让我们在故事的背后也能聆听到真实的声音。严歌苓的《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在揭露左倾思想对人的摧残与迫害的同时，还表现了女性人物对理想的追求、对英雄时代的向往。不管是军队还是辽阔的草原，都给她们设定了一条无形的军规。不仅消泯了她们作为个体生命的价值，还让她们完全把主流意识形态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爱与被爱的权利早已经退避到革命事业的背后，本能欲望的自然诉求受到极度的压抑。这些女性人物成了理想光环下最脆弱的生命。 论文的第二章来探讨严歌苓小说女性人物在西方语境下的人性挣扎。移民的经历让严歌苓特别关注西方文化语境中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对生存困境所做出的选择与抗争。这种对女性生存状态的书写，也能体现出作家的一种移民的心境。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让她处在一种边缘的状态，她身上固有的东方气质却让她成为<中文标题>=了西方世界的异类，想融入却被文化隔成一条银河，于是她把这种东方的品格、东方的忍耐带入她的文学创作，通过女性形象来抗衡西方男性的功利与拯救。不管是《无出路咖啡馆》中“我”的逃离，还是小渔、扶桑的微笑与地母般的情怀，这都是开始抗争的主动表现。而《寄居者》中的枚却在接受东西方文化冲突后，又跳出了虚幻的理想世界，对爱情的选择与放弃结束了她在生存环境中的挣扎。这时期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女性主体，开始潜意识的对社会、现实做出反抗，尽管方法过于被动，甚至这种意识还是淡薄的，但我们看出作家已经透过她们开始更深入的审视东西方文化、审视世界。 论文的第三章来诠释严歌苓在历史洪流中对生存状态的真诚书写。她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更多的人受到政治残忍的迫害，《天浴》中的文秀用生命结束了政治对她造成的伤害，最终走向绝路。但我们能看到，严歌苓作为温情的作家，还是给读者留下了生还的希望，在政治历史洪流的狂风暴雨的摧残下，女性主体完成了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艰难历程，特别是在作品《白蛇》中的徐群姗和孙丽坤在政治下所促成的非常态恋情，在危难中他们相互照顾、相互抚慰受伤的心灵，重拾失落的尊严与活下去的勇气，这种女性自救式的情感使他们重现了个体生命的光辉。而《人寰》却为我们展示了女性在政治话语中两难的境界，千百年来秉承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父权伦理体制，让女性处于被动和失语的状态，父权的凌驾让作品中的“我”对父辈产生既爱又恨、既渴望又惧怕的“恋父情结”，多年后在异国才获得解脱，最终跳出父权文化的压制，重返正常的人性。对政治历史的疏离成为作家塑造女性、关注现实生活的的新视角。葡萄“好死不如赖活”和小环的“凑合哲学”让她们在政治之外乐观自在的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严歌苓执着于对女性的书写，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她所创造的文学世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拓宽了海外文学的创作空间，更是加快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相信严歌苓会为我们创造更多的文学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