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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发达的市场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两个关键因素，两者存在何种互动，怎样促进近代社会的转变，这是中国学术的核心问题之一。从社会制度的演变来思考两者的复杂关系是本文选择中国最富特色的救灾制度即仓储制度的出发点，而具体落实在对传统仓储制度的经营困境和近代转变这两个核心问题之上。探讨以储粮备荒为核心内容的仓储制度，一方面了解古代救荒实践的具体运作及其内在困境，同时也由此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机制，对于推进灾荒史研究，以及指导今日的粮食仓储、救灾抗灾等，均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前贤们曾从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等诸多角度进行了极富启示意义的探索，但是他们又都对仓储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考察不够充分。本文从清代全国仓储、江南区域仓储和微观个案等层面，对传统仓储的运行和近代转变作出自己的思考。主要内容如下: 导论部分意在总结以往研究的重要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新问题、新思路，强调从仓储内部入手，探索仓储内在运行机制，阐述自己使用资料的创新性和独特性，从理论和材料两方面介绍。 第一章重新认识仓储的概念、内涵和演变逻辑。认为仓储是中国古代社会储粮备荒的一项特殊的社会救济制度。作为传统社会粮食藏储机构的仓储，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用以开展社会救济，但传统仓储在成本与利润、存储与流通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基本矛盾，这也推动了它的自我发展。一方面，这种发展表现出仓储的社会角色日渐明确、内部经营管理日趋成熟的特征;另一方面，这种发展落实在具体的仓类演变中，大体上体现为常平仓、义仓、社仓、积谷仓等主要仓类的消长更替。 第二章主要通过对清代仓储实践的考察，揭示传统仓储经营的内在困境。以常平仓、社仓为代表的传统仓储，其运行的基本模式为以仓养仓、以官营仓，即始终在粮食交易的领域内谋求利润，始终坚持官员主导的市场交易方式。从制度构想来看，按照如此运行模式，仓储经营应获利丰厚，赈济效果良好;而在实际操作中，它却出现粮食藏储的损耗巨大、运营的利润有限和风险较大以及效率低下的情况。对清代谷耗政策的考察，证实了仓储运营中藏储损耗压力的存在;而来自常平仓、社仓经营的利润和风险的对比分析，则表明清代仓储所赚取的利润远远不够其开支。乾隆中后期，各省先后呈报常平仓的采买出现赢余，与随后发现的巨大亏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极具讽刺的对照表明，整个仓储陷入一种入不敷出的艰难境地。 第三章意在呈现传统仓储的近代转变的复杂面貌。18世纪中期以来，清代中央政府的整顿和补救行为，对于传统仓储的积重难返的境况并无多大改善，但与此同时，各地区域仓储的实践努力纷纷开展。江南仓储在这一努力中率先开始了近代转变，整体来看，这个转变过程可以以陶澍所倡建的丰备义仓和太平天国运动后积谷仓的重建为标志来分为两个过程。就各自的最大特色而言，前者在否定传统仓储的经营方式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而后者则完成了新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的转变。也就是说，晚清江南仓储的转变具体表现为以积谷仓为主的新式仓储代替以常平仓和社仓为主的传统仓储，并在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呈现整体的特征。它的完成有赖于地方官的积极倡导，同时也得力于江南绅士的主动参加和积极创造。本章对长元吴丰备义仓的剖析也为了解江南仓储的近代转变提供一个微观观察的具体路径。 第四章以个案为中心，微观分析仓储管理机制的近代转变，即以官绅会办即地方官和地方精英互动良好的管理为最大特色。面对太平天国运动后官仓被毁、官府无力重建的客观现实，各地地方官寄望于地方社会的力量。在晚清长元吴丰备义仓的建设中，以潘遵祁为首的地方绅士主动发起义仓建设，并为绅士获得义仓的主要管理权力进行了努力。通过实行官绅会办的管理模式，制定更精细的管理章程，伴以更灵活的董事负责制度，丰备义仓的管理出现了成功。这种管理机制的确定，不仅有潘遵祁等个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强大的江南绅士力量或者说持久的地方社会的支持。在本章最后还分析了丰备义仓运营反映的问题所具有的很大的普遍性，它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如:保持义仓本身的独立，是维持仓储长期存在的首要条件;而要保持义仓的独立，就必须解决地方绅士和地方官员之间良好的互动机制问题。只有地方绅士能够切实主导管理，义仓的管理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官僚制度的腐蚀;而要坚持地方绅士的主导管理，就必须确保地方绅士对官方权力的制衡与抵抗。丰各义仓在这些问题上树立了成功范例。 第五章继续以长元吴丰备义仓为剖析对象，分析仓储经营方式的近代转变，即新式积谷仓在经营方式上也突破了以仓养仓的传统模式，实行置田收租、发典生息等多种经营模式，从而保证仓储能够获得稳定的资金支援，顺利实施社会赈济，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在长元吴丰备义仓的经营实践中，义仓通过置田收租、发典生息、投资房产和证券等多种经营方式，每年收获大约3～4万千文的丰厚利润。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整个江南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和发展中，丰备义仓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从传统的社会公益商业如修建文庙、挑浚城河。如地方社会赈济中，不仅多次参与平粜，同时赈济机户、收养难民、创办贫民习艺所，成为江南仓储发展的排头兵，丰备还参与整个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的重建和维护，并成为晚清江南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除此之外，对近代蓬勃发展的新兴事物，无论是苏经、苏纶等近代企业，还是修建铁路等近代交通事业，义仓都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援。 第六章将视角拉开，通过对嘉定县的积谷仓和义仓、上海县的积谷仓、南汇县的积谷仓、宁郡义仓的研究，呈现晚清江南仓储的近代转变呈现群体的特征，涌现出一大批发展良好的积谷仓。嘉定县的积谷仓和义仓对谷耗问题的解决，从侧面反映了传统仓储运营的持续困境;上海县积谷仓的发展，则显示了江南仓储发展新的一面，即积钱甚过积谷;宁郡义仓诞生于晚清末年，绅士管理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自我独立性，显示仓储管理日趋自主的趋势;而南汇县积谷仓存在时间的悠久、社会绩效的良好，充分说明仓储在近代转变后经营和管理方面的有效。它们在仓储运营存储方面的特点是大体相同的，即存谷虽不多，但经营所得的利润存钱却很多。晚清仓储的这种繁荣无疑得力于江南地方社会的支持，它自身也是悠久的江南仓储地方传统中的一员同时本章也指出，江南仓储近代转变的经验具有很大普遍性。光绪末年，伴随全国性的积谷运动的开展，全国仓储的近代转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结语部分总结了传统仓储的近代转变所呈现的三大明显特征:一是管理模式上由官或民的独立举办到官绅合办，二是经营方式上由以仓养仓到牟利养仓，三是发展趋势上由原来的个案、地区变化到一种整体的转变。这份来自传统仓储运行的考察，对过去强调清代仓储能够反映官员管理高效的观点表示质疑，而对于近代仓储转变的梳理，也对过去强调仓储变化反映基层管理权力下移的论断进行修正。全文最后，从仓储发展的本身出发，从仓储近代转变所反映的实质这个角度对近代社会演变的过程、形态和机制进行了一些思考，回应国家机器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