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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内地由于人口压力的增大,大规模的开垦使"山坡水涯,耕垦无余",其结果使国家中心地区森林资源日益枯竭,而锦屏所产的优质杉木是明清宫殿建设所必需之良材,为此明清王朝都把采木的目标对准相对边远的黔东南锦屏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原始森林,随之带动了各地普通商人涌到锦屏购木运销内地各省;在锦屏的原始森林被采伐殆尽后,当地苗、侗民众从中发现种植木材能够营利的市场机会,加之当地的土壤、气候都对杉木的生长极为有利,且有清水江水运之便,于是从明中后期开始了大规模的人工育林.在人工林业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王寨、茅坪、卦治三个法定的木材交易口岸(三寨),少数民族商人(山客)从林区购木运到三寨木行,由木行作为中介,将山客运来的木材卖给各省商人(水客),形成了产、供、销一体的完整网络,催生了锦屏数百年林业经济的繁荣.作者以在锦屏文斗林区进行民族调查时收集的399份苗族林业契约为基本材料,并将这些材料进行科学分类,将其分为卖契(包含"卖木又卖地契"、卖木不卖地契"、"卖栽手")、佃契和其他契约三大类,并对其各自的内涵、特征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论述在林木的种植阶段,有关林地及林木股份的买卖、租赁等财产关系,分别通过苗族林业契约中的"卖契"、"佃契"等来进行进行调整.作者认为,作为民间规范的林业契约在没有国家强制力保证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其背后有苗族"寨老"、"鼓社"、"议榔"组织构成的良好的习惯法机制,这种机制培养了苗族良好的"习惯法意识",使苗族民众对自己财产权的保障、对契约发生作用有一种稳定的预期,换而言之,苗族"寨老"、"议榔"组织使苗族林业契约获得了"法的安定性".这种预期对需要较长时间的投入才能获得收益的人工林业是极为重要的.在国家控制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清朝官府放弃了自己无力顾及的人工林业的生产阶段,其对人工林业的介入是从木材的上市交易开始的.对林木的上市交易过程的规范,税收和地方稳定的宗旨贯彻在官府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只要能保证税收和有利于交易秩序的稳定,官府乐于将之前形成的交易习惯和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加以吸收,并将之改造为正式制度(官方法),并以国家暴力作为其得到实施的保证.例如,其对市场交易主体的管理,对山客和水客,只是规定山客和水客交易必须通过木行,不得自行交易,水客不得直接到林区收购木木材,而对其主体资格则没有作出任何限制;对于木行,则规定了严格的设立程序,必须经布政使司批准取得"牒"才能营业,只能坐地经营,不得代水客直接到林区收购木材;对于"当江",其也肯定了王寨、茅坪、卦治三寨由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自然形成的当江口岸的历史事实,并以法定的形式规定三寨具有当江的垄断资格,其它口岸不得从事木业交易,并以此作为裁判当江纠纷的依据,当其它口岸企图挑战这种规定时,它不惜动力用国家机器和法律对其进行镇压.作者用较为充足的论据,论证锦屏林业契约是伴随着"林地家庭私有制"而产生的,其林地所有权经历了从"家族共有"到"家庭私有"的制度变迁.在财产"家庭私有"背景下,通过契约使人们的权利得到较好的保护和实现,调动了人工育林过程中人们的创造性.同时,作者还论证了官府在人工林业中的规范建立在清朝对"贵州苗疆"整体政策的背景基础之上.作者认为,清代锦屏人工林业繁荣,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良好的法律制度供给也是至关重要的.以苗族林业契约代表的民间法和代表国家出面的官方法(国家法)在人工林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分工,两种不同背景的法律规范互相配合,给苗族民众的林业财产所有权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充分调动了其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构建了较为规范的市场秩序,较好地调整和平衡了交易各方的权利关系,共同促进了清代锦屏以至整个清水江地区人工林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