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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理论范式”是将库恩（T.S.Kuhn）的范式理论应用于教育学理论研究而产生的学术“结晶”?依据库恩“范式”的概念体系，本研究将“教育学理论范式”界定为以下四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教育学基本概念和理论假设。它是整个理论范式的基础和根基，也是贯穿和连通教育学理论体系的纽带，相当于库恩范式理论中科学家们持有的共同信念和价值观；第二部分为教育学主要理论体系，也即通常意义上的教育理论，是对教育系统内外关系的抽象概括，相当于库恩“范式”体系中的符号概括部分；第三部分为教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包括方法论假设和具体的教育研究方法；第四部分为教育学范例，包括教学范例、课程范例等?“教育学理论范式”的概念结构就是由这四大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而教育学的学科立场使得教育学理论范式具有多元性、地域性、综合性等特征。 建基于“教育学理论范式”的概念结构和分析框架，本研究进一步聚焦于德国文化教育学派，就文化教育学派理论范式的内涵进行具体解析。首先，从基本理论假设来看，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理论范式以“文化生命”为存在论假设，将“生命”与“文化”加以关联，更加重视“生命”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以“体验—表达—理解”为认识论假设，将“体验”作为认识的起源和基础，将“表达”作为认识的对象，而“理解”就是从“表达”出发，去发现蕴含在其中的内在生命体验；以知识与生命的意义关联为知识论假设，知识作用于生命必须透过符号系统和逻辑形式寻求知识中的“意义”，而知识中的“意义”必须在生命体验中才能得到确证；以历史解释学为方法论假设，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侧重历史分析或历史直观。其次，从基本概念体系来看，文化教育学派理论范式以生命与文化的关系为核心和基础，对“学生”、“教师”进行文化—生命诠释，将其理解为一种文化生命，尊重其个性类型和人格特质；在“课程观”上，以“文化世界”价值形态的关联性、整体性为依据，形成了以“陶冶性”为价值追求的文化课程论思想；在“学习观”和“教学观”上，以“理解心理学”为理论依据，主张“学习”是通向自我理解的生命体验过程，而“教学”则是在知识与学生之间建立生活联结、意义联结；在“学校观”上，文化教育学派认为“学校”首先应是文化场所，具有独特的文化属性；在“教育观”上，站在“文化成人”?“以文化人”的立场，从文化的视角去理解教育现象和教育本质，认为教育是人的“教化”或人的“陶冶”。再次，从主要理论体系来看，文化教育学派理论范式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形成了以“教育爱”为核心的情感性师生关系；在教学与学习的关系上，形成了以“理解”为主旨的教学关系论；在教育目的与理想上，以文化哲学为基础，阐明其教育目的意在透过文化教育，唤醒人自身的内在性，使人“文”化，形成具有完整人格的“文化人”；在教育的功能观上，认为教育功能的发挥离不开“文化”这一媒介，教育功能的发挥可分为三种层次：教育—文化—人，教育—文化—社会，教育—文化—国家。最后，从教育研究方法上来看，文化教育学派理论范式承袭了狄尔泰历史解释学的传统，视教育学为一种精神科学或历史科学，在基本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历史系统分析法。把教育现实理解为历史发展的结果，将“历史文本”视为获得科学认识的源泉与材料，对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进行历史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教育理论。 德国文化教育学派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教育学流派，正是因其对“生命·文化”教育学理论范式的坚守。从理论内容来看，“生命·文化”理论范式，一方面以生命哲学为立论依据，研究生命的构造形态和个性类型，以此阐发与教育主体有关的理论观念。另一方面以文化哲学为理论背景，研究文化的构造形态和价值体系，以此阐发与教育资料有关的理论观念。最后，以理解心理学为心理依据，研究文化形态与生命构造之间的关系，也即主观生命达于客观文化世界的心理机制和方法，以此阐发与教育过程有关的理论观念。而所谓教育就是在生命与文化之间建立关联，在客观文化价值与主观精神构造之间建立联系，使之感知、接触、体会与融通，实现生命对文化的理解，最终实现完整人格的文化塑造。从建构策略来看，“生命·文化”理论范式重塑了教育中“生命”的形象，注重教育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适切性，并对学科传统、文化传统加以延续与重释，这些都值得我国教育学加以借鉴和利用。 从中国教育学发展史来看，德国文化教育学的引入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参照模式、研究视角和理论生长点。在教育学教材体系的编写上，开始从文化与教育的内部关联出发形成教育学体系，突破了赫尔巴特及杜威教育学体系的束缚；在教育学理论内容上，拓展了中国教育学者的研究内容，“生命”、“体验”、“理解”、“陶冶”、“唤醒”等文化教育学核心概念已对中国教育学理论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教育学研究视角上为我国教育学研究视角的拓展带来了新契机，注重从文化角度与思维出发研究教育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理论范式的研究对我国教育学理论发展以重要启示。中国教育学理论的不断发展，既需要从教育及其内部要素的独特属性上重建教育理论的自主性，也需要从中国教育学的“文化主体性”出发，将民族文化传统、教育传统与现代教育制度、方法和技术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