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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将近7年,但世界经济依然处于深度调整压力之下,各类潜在风险相互交织,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使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降,大部分国家仍然将“经济保增长”当作主要任务。而比起已经低迷的全球经济增速,各国贸易增长的放缓更加明显,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也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相对于经济危机之前世界经济过热的同时全球经常项目失衡不断扩大、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依靠出口崛起的情况,显然目前各国的对外贸易和经常项目也都受到了经济持续疲软的负面影响,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本文试图以“两国开放经济模型”为基础,探究经济增长对经常项目的影响方向和传导路径,比较不同体制的国家经常项目受经济增长影响的异同点,同时理清我国经济增长对经常项目的影响路径。首先,本文对关于经济增长影响经常项目的现有理论及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回顾,发现研究二者关系的理论经历了从静态到动态不断完善的过程,但很多文献依旧局限于“小国开放经济模型”的假定,基于“两国模型”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在“小国模型”中一国的经济变量和政策决定不会影响外部世界,而在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一个大型开放经济体的任何重要变动都会引起其他经济体乃至国际社会的反应,因此当前基于“两国模型”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其次,本文介绍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及贸易状况,观察到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经济增速相对较快的国家存在着经常项目顺差,而中等增速的国家经常项目始终保持着一定幅度的逆差。接下来,本文在一个扩展的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两国开放经济模型”,推导出经济增长与经常项目的理论关系,并整理出三条主要的影响路径:消费路径、汇率路径及资本流动路径。在随后的实证部分中,本文选取了44个工业化国家和60个非工业化国家共104个国家2000年至2014年的年度经济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GMM两步法来研究经济增长对经常项目的影响,并对我国1982-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五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我国经济增长通过汇率和外资流入影响经常项目的传导过程。通过理论模型的推导,本文得到以下结论:在开放均衡状态下,“两国模型”中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拥有更高的经常项目占比,即如果一国的经济增速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较快,那么经常项目倾向于得到改善。通过路径分析本文认为经济波动会影响居民的消费心理进而影响经常项目,而汇率和资本流动在经济增长对经常项目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不同。系统GMM的实证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当期和前期的经济增长对经常项目的影响都显著为负,但非工业化国家当期的经济增长率对经常项目的影响系数是0.011,而工业化国家的影响系数则是-0.329,二者方向相反。本文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程度还比较落后或是刚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时候,经济增长对经常项目可能会起到正向的主导作用,净储蓄的累积将造成经常项目的不断改善;但一国发展至稳定阶段后,在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的作用下,经济增长对经常项目的正向作用会逐渐减弱甚至会恶化经常项目。另外,经济增长波动越剧烈,经常项目的确有被改善的趋势,这主要与经济剧烈波动国家的居民的谨慎消费心理及预防性储蓄有关。最后,VAR模型下的脉冲响应图显示无论是通过汇率,还是通过资本流动,我国经济增长对经常项目产生的短期影响都是正向的。实证结果和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发展和资本流入在各国经济增长对经常项目的影响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因此针对目前全球经济低迷背景下我国经常项目的顺差局面,本文认为应当采取以下措施:首先,要合理利用外资,加快贸易转型;其次,要促进内需增长,同时加快金融发展;最后,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各国协力走出低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