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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时代的到来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图像的史料价值。近年来,历史民族志图册研究颇受学者关注,特别是“百苗图”、“滇夷图”的不断挖掘整理,让更多学者开始重溯“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左图右史”的治学传统。20世纪初以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彼得·伯克(Peter burke)为代表的国外图像史学家们对“图像证史”理论的梳理和探讨,使图像史料逐渐纳入历史学研究的范畴,图像史研究成为了史学研究的新热点。乾隆时期绘制的《皇清职贡图》是我国现存部头最大、图像数量最多、涵盖地区和民族最为广泛的历史民族志图册,其绘制由乾隆皇帝发起,军机处、地方督抚、清宫画师合力组织编绘,共绘录海内外民族图像600余幅,是清中期最重大的国家绘图工程。现存《皇清职贡图》的版本数量较多,绘本、写本、刊本均有流传,但正本已佚,因此对存世绘本的研究极为重要。葛兆光先生《成为文献:从图像看传统中国之“外”与“内”》(2005)一文指出了对图像史料利用的不足,并提出经典的二问,即“图像可以为历史研究做什么?历史研究又可以为图像做什么?”引发了笔者对图像研究的深层次思考。此后,葛先生将《万国来朝图》、《八旬万寿盛典图绘》等一系列纪实性图像纳入了“文献”的范畴,为我国图像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目前,《皇清职贡图》的研究主要以版本考证、图像研究、满汉文图说研究和史料价值研究为主,关于图册成书过程、绘制目的、图册特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尤其缺乏以图册中某一民族聚居区为整体地域单元所展开的研究。以往学者多关注图册中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民族,缺乏对西北民族图像的关注。同时,历史学领域的学者对图说文本的利用远远高于图像本身,对图像的研究缺乏深层次的学理性探讨,而艺术学领域的学者又多强调图像的绘画艺术和审美价值,对图像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图中民族的历史源流等问题解读不够,这无疑使图像史研究出现“图史分裂”的态势,加之《皇清职贡图》的彩绘本尚未正式公开,难以观其原貌,囿于图像获阅的难度,以往研究较少使用原图,缺乏直观性和生动性。历史图像能否成为史料?作为史料的图像如何为历史研究服务?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本研究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重新梳理了《皇清职贡图》的成书和版本。《皇清职贡图》成书过程十分复杂,庄吉发、畏冬、祁庆富等学者对现存版本做过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梳理了版本和成书,追溯了图册成书的历史背景。认为《皇清职贡图》正式绘制之前,乾隆皇帝命四川总督策楞搜罗“番书”并命四译馆翻译,又以四川为试点绘制“番图”样本,再发放至各省效仿绘制,并令各督抚将境内各民族分布地域、风物特产及民风民情等内容撰为图说附图后报军机处。正本成书之后,进行了多次增补,又编绘了多部绘本、写本和刊本以便流通之用,乾隆皇帝还将图册赐予几位朝廷重臣。第二章,重点分析《皇清职贡图》的绘制目的和特点。第一部分,通过梳理《皇清职贡图》的历史背景来分析绘图目的。认为,乾隆皇帝启动《皇清职贡图》这项国家绘图工程,不仅仅是朝贡体系的历史书写,更是乾隆皇帝“大一统”政治思想的表达,也是清廷知边、治边、宣扬国威的工具。第二部分,从图册的选材内容、形制类别和艺术审美三个角度归纳了《皇清职贡图》的特点。认为,这部纪实性的图册是中国古代“左图右史”传统历史书写方式的延续,也是国家意志在历史文本上的呈现,具有图文并茂,装帧华丽,笔法精湛,设色考究,构图巧妙等特点,融合了乾隆时期清宫画作中、西方绘画手法并行的绘画风格。第三章、第四章运用图像证史“三省法”和对比分析法对图册所载河湟11族的图像和图说展开深度剖析,探讨了图说所载河湟民族的族称、土司和生计方式等问题;解析了图像所绘河湟民族服饰样貌、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特点。认为:第一,图册中河湟民族族称的界定遵循了文化相似性的原则;第二,图册所载河湟地区清中期民族分布格局与现代民族分布格局基本一致;第三,清中期河湟地区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呈良性互动关系;第四,河湟地区各民族的服饰、饮食、风俗与民族分布格局密切相关,族际互动频繁发生,早在清中期就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化特征。第五章,通过分析特定历史情境下中央与河湟地方政治上呈现出的趋同性,进一步探讨清廷与河湟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第一节依据图册增补过程探讨“自上而下”的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的身份认同,即清廷的“民族观”。认为《皇清职贡图》对后来归附部族图像的补绘和乾隆皇帝御识的补撰均是乾隆皇帝“大一统”政治理念的体现,是对其开疆拓土丰功伟业的颂扬。图册中御题诗、恭和诗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清廷对海内外民族秉持“中外一家”的包容态度。第二节通过图册中对河湟土司图说的研究,认为:图说体现了河湟民族“自下而上”国家认同,河湟土司辅助清军征边、辅佐清廷治边的史实证明了土司制度在河湟地区得到成功实践。本研究创新点有三:第一,是史料的创新。本文运用了大量《皇清职贡图》册页本和北京故宫藏本中的图像,补充了清中期河湟民族研究中存在的图像史料运用不足的问题。第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本研究通过“图像证史”探索了“图”与“史”有机结合的图像史研究路径,针对图像史研究中存在的“图史分裂”的问题展开学理性分析。认为图像史研究应遵循“图史并重”的原则,追溯图像的历史背景、绘图目的及版本源流是判断图像史料价值的有效途径,深度剖析图像的内容是利用图像史料的可行性方式,二者相结合才能发挥图像史料的最大价值。第三,是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将图册所绘河湟11族置于清代边疆经营的大历史背景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探讨了河湟地区各族从“多元”到“一体”的形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