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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以二分维度双向诠释 egemonia（意大利语，中文译为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既披露以常识为外衣的资产阶级文化霸权之隐蔽性，同时又构想egemonia的反向维度，即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现实生成路径。在葛兰西看来，意共低估了法西斯文化霸权的思想侵蚀力，而自身的文化领导权力量薄弱，对内无法凝聚意共党员的共同革命意志，对外不愿与其他阶层积极联合，无法有效团结工农群众，因而导致了最终的溃败,痛失执政权、领导权。 无产阶级政党怎样才能对抗资产阶级乃至法西斯文化霸权？葛兰西的答案是培育共产党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在市民社会的教育、传媒、宗教、生产机构等多种阵地里采取“阵地战”的隐蔽文化战争模式，凝聚广大民众的集体意识和革命意志，最大程度地接合不同阶层的利益需求，尽最大可能获得广大工农群众对于共产党的积极赞同，培育党的文化领导权，对抗资产阶级文化霸权。 葛兰西的理论设想并非完美。他过度强调文化、意识形态，在不自觉间陷入一种立场游移的唯心/唯物主义。他所设想的阵地战策略也过于简单、空想化，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有机知识分子群体身上也体现了一种精英主义思维，暴露出他对工农群众革命主体地位的轻视。本文认为，葛兰西的理论更适用于已经获得政权、需要巩固文化领导权的执政党。对于尚未获得政权的政党而言，这个理论则过于理想化。 但瑕不掩瑜，文化领导权思想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葛兰西在教条主义、宿命论大行其道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卓越、勇敢的批判精神超越了机械唯物主义，开启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研究先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首先，他从文化视角展开对领导权的研究，促使了领导权建设的立体化和完整化，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论域。第二，葛兰西充分肯定“意识形态”的积极物质性力量，颠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虚假意识形态”的单纯负面批判，促使无产阶级政党有意识地构造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并借此链接不同利益阶层，发挥现实的物质力量。第三，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向市民社会延伸的根本变化，在资本主义向福特主义演变的重要节点上适时地革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国家观。第四，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承载了“劳动群众——专业技术精英——科学技术专家——有机知识分子”之间的跨阶层身份链接，回归生活生产世界寻找领导权的源发路径，以层递方式链接了劳动群众与智识先锋集团之间的共生逻辑。第五，葛兰西强调阶级联盟、果断抛弃教条主义，充分体现了他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独立判断、大胆革新的革命勇气和思想深度。最后，葛兰西将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适用对象拓展到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政权分析。这种扩展告别了固步自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给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深刻启发，杜绝了对于“命定的”社会变革的盲目期待，促使人们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寻找夺取领导权的切实路径。 但是，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与巩固不能仅仅遵循从文化到文化的形而上学路线。它受到经济、政治、军事和话语领导权的联动支撑，各种权力立面相互制掣、相互依托。无产阶级政党要获取、巩固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就必需营造强大的话语网络，强化言说能力，生产并推广切合大众政治心理需求、并能够影响大众政治判断的价值话语，消解资本主义话语逻辑。 在葛兰西之后，哈贝马斯试图论证如何通过程序性的话语生产、话语协商来形成公允的法律，实现社会团结，形成社会共识。但是他的话语伦理学是一条历经“理性—道德共识—主体间性--公正话语--交往理性—社会规范”的封闭式自我循环链，以过度乐观的个体理性、集体理性预设为出发点。此外，他的思想隐含精英主义交际主体观，忽视了话语弱势群体的话语资格困境。 拉克劳与墨菲也把话语作为一种孕育文化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在他们看来，文化领导权建设是一种在开放性空间中培育“话语等同链”的过程，话语符号作为“漂移的能指”，为话语溢出、话语场扩大和话语接合创造了弥合空间，是左翼政党链接不同政治立场的泛“普遍性”前提。但是，拉克劳与墨菲抹杀了阶级存在事实和经济要素的作用，片面夸大了话语的构建功能，曲解了葛兰西思想。 本文同样以话语为切入点，尝试性地提出了“WWWH话语领导权理论”，试图从话语主体、内容、场域和策略维度构建政党与大众共享政治话语权、巩固文化领导权的现实路径。所谓话语主体(Who)包括以抽象主体性、话语实践连贯性为特征的领导集团、作为边界守护人的领导中介（有机知识分子）和以话语资格和话语动力为主体性生成前提的被领导者（大众）。话语内容(What)因话语主体身份而有所不同，领导集团话语有内政、外交话语之分，领导中介在面对执政者、大众和“无机知识分子”时话语内容也有所区别。大众政治话语则应该以表达、抗议、监督、选择为主题。话语场域(Where)包括传统媒体话语场和新媒体话语场。在传统媒体话语场，领导集团需注意“搭场”、“割地”，以“个人署名”的方式传播执政话语。在新媒体话语场，执政者还需要积极驾驭各种新型话语渠道，以开放姿态对话大众。话语策略(How)也因主体身份有所区分：执政者需注意评价性多声词汇以及人称代词的使用，领导中介与被领导者则要充分利用明喻、隐喻、双关、委婉语等各种话语修辞。 执政党获得文化领导权之后，还需要防备文化领导权的三重异化可能性。如果执政党一味依赖强制性国家机器，忽略市民社会建设，那么该党的核心政治思想无法穿越“反霸权边界”（CHB），只能导致文化领导权异化为独裁霸权，最后被其他先进政党夺取文化领导权。本文把这种异化称之为文化领导权的第一重异化。 反之，如果“执政党--强制性国家机器--市民社会机构--个人”之间的意识形态传播链条得到良性衔接，执政党有可能获得阶段性的文化领导权，此时CHB会自然遁形，收缩为半开放的“防御型理性边界”（PRB）。PRB介于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以权力理性和文化理性为戒尺，双向防御可能来自于政治社会的独裁霸权以及可能来自于市民社会的无政府主义乱象，避免文化领导权的第二重异化。 在国际政治文化交往中，为了避免文化领导权的第三重异化，还必需强化“反吞噬二重边界”（ADBs）的防御作用，避免霸权国家对于他国的文化领导权吞噬。ADBs包括“大众赞同”的第一重反吞噬边界（ADB1）和“良性政治社会建设”的第二重反吞噬边界（ADB2），两者共同确保了本国市民社会、政治社会与他国进行政治、文化、经济等交往过程中不至于流失国家文化特质，丧失政治交往身份。 从CHB到PRB再到ADBs的三个阶段构成了本文的“弹性边界三阶论”，是一个探索如何防范文化领导权异化的三阶理论，是在国际交往语境中对葛兰西思想的一种尝试性延展。 最后，本文以中国共产党为现实参照，对照“WWWH话语领导权理论”，探索巩固中共文化领导权的现实话语路径。就话语主体性(Who)而言，当代中国共产党需要秉记自身的抽象主体性身份，保持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话语的历时性连贯度，创新执政话语，并保持话语与执政实践之间的连贯性。就话语内容(What)而言，我党的内政话语必需以“民生、法制、公益、励志”为主要内容，形成党与群众交流的有效话语界面。外交话语内容则需加强对中国完整国家身份的系统性叙述，并以策略性话语对抗国际霸权规则。话语场域(Where)包括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话语场。在传统媒体话语场上，中国共产党需要进一步加强“搭场、割地和个人署名”工作。在新媒体话语场上，我党当前话语模式生硬、内容单调、互动性差，急需全面优化，实现有效的价值观传播。就话语策略(How)而言，中国共产党需要增加使用扩展性多声词汇，增加使用单数人称代词，缩短党群话语距离，塑造更加亲民、开放、包容的现代执政党文化形象。 综上所述，本文沿着“走近葛兰西、辨析葛兰西、走出葛兰西”的理论路径，在葛兰西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延展，尝试性提出了“WWWH话语领导权”理论和“弹性边界三阶论”，并结合中共执政话语实践提出了策略性建议。笔者在当代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中结合运用葛兰西思想，是一种“西为中用、中西合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尝试，力求为当代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