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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取得了快速发展,投资额持续攀升,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形成互动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近十余年来我国工程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境外承包工程的完成营业额逐年增长,并且覆盖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和承包工程在规模与质量上的快速提升,为我国目前正在推动的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国际上存在一些舆论误导,错误地认为中国企业的境外环境责任缺位,对东道国自然环境构成负面影响,甚至提出中国产能输出是寻求“污染避难所”的谬论。尽管上述观点只是国际舆论的个例,但是若不能对其进行有力的理论批判,将可能形成更大误导,加剧我国企业境外生产经营的综合成本负担,进而可能阻碍国际产能合作在绿色、和谐、共赢的基础上深入发展。本文结合国际投资与国际环境经济学相关理论,运用近十几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分国别数据及对象国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及承包工程对东道国环境质量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有力驳斥了中国污染产能转移的谬论,形成了进一步推动企业“走出去”并规范其境外经济活动的路径建议。本文首先以2003-2013年83个国家及地区为样本,对其环境质量的变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总体及分样本(将东道国区分为OECD和非OECD国家)实证检验。计量结果发现,无论C02排放量的相对指标,还是以森林存量的相对指标来衡量东道国的环境破坏程度,都没有明显地受到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的推动。相反地,随着来自中国的产业资本增加,东道国的自然环境将可能得到一定改善。尽管整体样本估计中上述效应缺乏显著性水平,但是调节效应检验证明,提高东道国的经济开放度可显著地增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环境的正向贡献。特别是在OECD国家的子样本检验中,开放度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进而可推断在经济开放度较高的样本中,中国的产业投资对其环境质量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足见,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东道国污染加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且没有必要的。中国“走出去”的产业没有寻求“污染避难所”的动机,实行双重环境标准不符合企业的理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但不会造成其他国家污染加剧,而且只要东道国实施开放、透明、公正的对外贸易与投资政策,则中国企业就更容易节约跨境经营的综合成本,进而产业投资将形成“污染光环”,带动东道国治污控污技术的应用和绿色生产标准的提高。进而,运用2000-2013年95个样本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东道国环境效应进行了总体和分样本(将东道国区分为OECD和非OECD国家)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东道国而言,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中国在该国家(地区)承包工程的完成营业额越高,则其C02排放量的各个相对指标均表现为越低,森林存量的各个相对指标则随之越高。由此可见,中国工程承包企业严格履行了境外环境责任,有效地推动了当地环境质量的改善。计量结果还显示,在劳动生产率与中国较接近的国别中,中方承包企业越容易实现用工属地化,进而中国工程承包的完成营业额与东道国环境质量的正向关系就越突出。从而印证推断——中国在境外的工程合作项目不仅不会加剧东道国环境破坏,还将通过用工和采购的属地化,对当地产生知识和技术溢出,带动东道国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能力的全面提升。为了更清楚认识境外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的演变规律,本文进一步检验了 1982年以来美国OFDI的东道国环境效应,以充分借鉴其国际经验。实证结果表明,美国OFDI的一次项对东道国C02排放的各相对指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其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即随着投资额的增长,东道国环境质量受到的消极冲击将有所缓解。这说明越是与美国投资关系较紧密、投资额较大的国家,美方企业在其境内的活动越能够更好地承担环境责任。实证分析还发现,美国OFDI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有一个明显的时间节点,在1996年之前,美国OFDI对东道国C02排放的影响显著为正,而1997年之后该效应转为显著为负。而1996-1997年间恰是美国“新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新兴的互联网和信息产业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产业结构的加速调整有效地释放了原有的优质产能,有力弱化了输出产业的污染属性,进而使得美国OFDI的质量与收益有了很大提高。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历程,其绿色转型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本文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基于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全面考量,提出了以绿色、和谐、共赢的国际产能合作为核心的新型开放模式,并给出了若干政策建议。本文结论对构建我国的新型开放格局有一定现实启示,有助于减少对中国开展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的不必要质疑,使国际产能合作在我国外向型经济转型中发挥出更关键作用,有助于继续坚持以点带面、分类实施、有序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明确方向,有助于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契机,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本文突破了现有文献研究境外经济活动的环境效应时以发达国家为观察对象的普遍视角,发现并验证了对外经济活动与东道国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异质性,为相关领域的理论深化形成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