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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不仅意味着语言形式的变迁,更代表了人的思想、思维方式的现代性转变。它突破了以往语言工具论的窠臼,对白话进行了工具性与思想性上的双重变革,最终完成了汉语言体系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要探究白话问题就不能不回到语言,回到《新青年》杂志本身。 运动初期,“新青年”同人对白话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语言工具论水平。经过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人的理论倡导,白话在工具层面成为一种容纳了某些文言词汇,并吸收了古代白话文学、外国文学和现代口语优长的新的语言形式。随着运动的发展,白话的思想本性逐渐为人所认识。特别是当“新青年”同人对落后的封建思想和陈旧的古典文学进行共时性审视时,他们发现了文言作为语言体系所具有的封建文化属性和意识形态内涵。钱玄同等人甚至提出“废除汉文”使用“世界语”的主张。这一主张在认识到语言思想本性的同时却忽略了语言体系的历史性与民族特色。 所幸《新青年》杂志中还存在着思想启蒙的声音。鲁迅、周作人等提出了思想革命的重要性,为白话体系灌输进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现代思想,完成了白话语言体系在工具性与思想性的双重变革,标志着“言为心声”的时代的到来。《新青年》杂志中的翻译活动在此无疑意义深远。翻译语言作为欧化的白话,不仅是两种语言形式的转换,更是汉语体系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引进。它负载着“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思想进入中国。白话体系在这种语言工具性与思想性的全方位借鉴中得到了完善。 “白话文学运动”的胜利也离不开《新青年》杂志的宣传和策动之功。作为一种现代传播媒介,无论是《新青年》杂志中编读互动性栏目的设置,还是陈独秀等人对现代传媒指导作用的完美发挥,亦或是基于“新青年”同人崇高品性的杂志可信度的提升都为白话文的成功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