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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4年,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确立以来,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规范化。随着人类进化的历史,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最原始的阶段为自然关系阶段,即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地缘政治关系,如领土、领海和领空关系;第二阶段是除地缘政治关系外,经济关系开始参与建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经济、贸易关系;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探索周围环境的范围不断扩大,科技因素开始主导国家之间的关系建构,技术关系,即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工程、技术、科学的关系。外层空间具有疆域广阔、位置高远、环境特殊、资源宝贵等特点。然而,由于技术局限,可供人类利用的外层空间资源是有限的,对外空资源的竞争将可能导致冲突。和平利用空间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重要议题。而技术关系也就成为了外空国际关系建构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在外层空间安全权力建构中处于优势地位。为谋求在外层空间的绝对优势,美国不断推进外空军事化的进程,并凭借先进技术和设施,提出了外空威慑战略。在理论上,美国学者提出了可靠威慑的三要素:足以影响全球的威慑力量;有决心和意志使用威慑力量;以及通过一定的方法,使对方知道和相信上面的两点。冷战期间,威慑理论在核威慑领域的实践,为威慑战略应用到其他领域提供了支撑。冷战后,美国开始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以核与非核的打击能力、主动与被动的防御能力以及快速响应的基础设施为内容的新三位一体战略,强调核武器和空间技术结合,为单一核威慑转变为外空威慑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实践上,美国外空威慑战略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外空威慑与核威慑的分离阶段;“控制空间”外空威慑战略阶段;外空威慑体系逐步完善阶段。在外空威慑战略的指导下,美国期望通过绝对优势的进攻能力建设,达到切实的外空威慑效果。然而,美国的外空威慑战略降低了外空的战略稳定性,推动了外空武器化进程,加重了外空军备竞赛的威胁,使外空战争的爆发可能性增加。面对美国外空威慑战略以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应坚持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的立场,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发展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航天事业,增强非对称和平反制能力,以确保国家安全和外空安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