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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语言简洁凝练,主题深刻隽永,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然而戏剧翻译却一直处于文学翻译的边缘地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试图将翻译研究纳入语言学的范畴,许多国内外的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分析文学翻译,Vermeer的翻译目的论、Nida的功能对等理论、Newmark的语义翻译理论、Bassnette的符号学理论都曾被应用到戏剧翻译研究中。但是,戏剧不仅仅是文学创作,更是舞台艺术和表演艺术的集中体现。因此,仅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戏剧翻译是不全面的。翻译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必须再现原文所蕴含的艺术美。自从翻译与美学联姻以来,许多学者开始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探讨文学翻译,如傅仲选的《实用翻译美学》,刘宓庆的《翻译美学导论》,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毛荣贵的《翻译美学》等专著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美学原理对翻译实践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些文献对小说和诗歌翻译的讨论较多,而戏剧翻译则相对较少。因此本文试以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理论为依据,对余光中和张南峰翻译的Oscar Wilde的喜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的两个中译本进行比较研究。Oscar Wilde是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是他的代表作,其对话诙谐幽默,妙语连珠,然而将他极富艺术表现力的文笔转换成中文并非易事。余光中和张南峰的译文充分利用了汉语的语言优势,巧妙地再现了原文的艺术美。因此以余光中和张南峰的译本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论文从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两个方面探讨戏剧翻译中的审美再现问题,共分为四个章节：绪论部分论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第一章分析了戏剧的双重性,戏剧文本的特点,并回顾了国内外戏剧翻译理论。第二章追溯了译学的美学渊源,比较了中西方翻译美学理论的异同点。第三章介绍了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理论,探讨了将美学理论应用于戏剧翻译的可行性。第四章,对Oscar Wilde的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两个中译本中美学要素的审美再现进行了比较研究,进一步论证了翻译作为审美活动,离不开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译者要在戏剧文本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使戏剧中的美学要素在译文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传达。结论部分回答了绪论中提出的研究问题,指出戏剧中的审美要素可以转换到译文中去,转换审美要素时译者会受到原语形式美可译性限度、双语的文化差异、舞台艺术鉴赏差异等因素的制约,译者之所以能够逾越各种障碍,就在于充分发挥了其主体性作用,将原文的意境和神韵成功地传达到译文中去。因此戏剧翻译中审美客体(戏剧文本)和审美主体(译者、读者和观众)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推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美感要以客观对象的存在为前提,译者作为原作的审美主体,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情和创造力,尽可能地将原作中的美学要素转移到译文中去。另一方面,戏剧具有文学性和表演性双重性质,译者必须考虑作为译作的审美主体的读者或观众的审美期待和接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