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由对怀斯曼电影的总体回顾、个案分析、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意识形态研究构成。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是西方公认的纪录片大师，他的纪录片创作生涯已经跨越了三分之一个世纪。但中国大陆对他的介绍并不充分，仅限于非学术性出版物上的专栏文章的少量访谈，而观摩其电影的途径几乎没有。“拍什么，怎么拍和为什么拍？”是纪录片创作永恒的话题。对此笔者选择了怀斯曼的《高中》进行个案分析。这部作品强烈的体现了怀斯曼纪录片的剪辑手法和结构观点又无批判性纪录片之嫌。从这部电影展开，笔者在更广的范围内讨论了纪录片的开放式结构。
本文为梳理怀斯曼纪录电影创作的社会背景，进而研究作为知识分子的纪录电影人怀斯曼与美国当代社会的互动关系，选择怀斯曼最具争议的纪录电影处女作《提提卡特讽刺剧》展开讨论。正如阿多诺所言，没有人能标榜自己精通贝多芬的某部交响曲，除非他确实理解该作品中那些所谓的纯音乐世界和活动，同时还能从中听到法国大革命的回声。论文在完成了创作主观态度的介绍和怀斯曼电影技术层面的研究后，进入到意识形态的范畴。笔者首先回顾了近代知识分子在西方世界的演变，并将怀斯曼深度的浅薄。为了从细节上把握怀斯曼电影从理念到成片的全过程，收集了近三十年间对怀斯曼具有代表性的五次访问。提问者包括研究纪录片的学者，纪录片创作者和媒体记者。问题的范围涵盖了选题的观念，对电影技术进步的态度，取得预算的途径，电影发行的方式，和拍摄对象的关系，对相关知识的了解对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认识，选择摄影师的标准，和机构管理者的沟通，拍摄素材的长度，拍摄周期的安排，对拍摄过程中偶发事件的处理，对戏剧性的追求，对采访、解说词和音乐的态度，预期的观众群，不参与性和不干扰性，拍摄对象的信息反馈，风格的形成和演变。相信以上问题会对我的纪录片人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本文得出的结论是：怀斯曼没有对现实世界进行简单的复制，而是通过选择建立模型，通过有限的重复性机构内经验表现机构的整体性。怀斯曼的纪录片是隐喻的电影。他的创作实践证明了纪录片人有能力介入现实生活，剖析社会问题，生产有力度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