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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川(1926-)，著名军旅剧作家。他的个人创作分为两个时期。“十七年”是刘川创作的前期。《青春之歌》(1958)、《烈火红心》(1958)、《第二个春天》(1963)三部作品使他站稳了脚跟，获得了声誉。从“第四种剧本”的提出到代表作《第二个春天》的成功，刘川从一名初学者渐渐寻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创作道路。而与之伴随的是其创作思想经历了从“突破”到“落网”这一并非平坦的过程。“文革”结束后，刘川在创作后期共有五部作品:《红旗飘飘》(1977)、《理想还是美丽的》(1981)、《生者与死者》(1987)、《灵魂的代价》(1990)和《潮涌黄浦江》(2001)。然而，此时正值年富力强的他，却没有迎来创作上的高峰。 通过对刘川文论和剧作的剖析，笔者认为刘川的后期影响不如前期的原因在于:他与“文革”后的社会思潮存在着时代的差异。刘川在新的时代的态度，可以称为“坚守”。也就是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坚守自己的革命理想、人生理想和创作原则。这些东西是在1949年到文革前的年代形成的。所以“坚守”也就是希望回到“十七年”。 这种坚守理想的精神是可贵的，也是可敬的。但其结果却是复杂的。一方面，单纯地坚持那个时代的理想，实际上就会抵触和否定80年代对于历史和体制的反思和批判，偏于认同官方意识，这就限制了刘川后期创作的成就。另一方面，现实主义却是完全正确的，它在“十七年”时期受到压抑，在80年代戏剧观念解放时期被边缘化，刘川的坚持就非常可贵，并且因为吸收了思想解放的力量而贯彻得更加坚决，于是就产生了极有力量的作品——《生者与死者》。这是刘川后期最好的作品，是其一生的创作高峰和价值归宿。 在坚守“十七年”的创作思想下，笔者发现刘川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创作模式，并提出表层模式和深层模式这两个概念来解释形成这一模式的原因。这一模式不止存在于刘川的创作中，刘川在当代作家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他反映了中国话剧史的一个历史时代的特征。于是发现迄今为止的中国话剧史上主要有三代剧作家。 通过对第二代剧作家历史特征的总结:创作始终在党的文艺体制内进行;创作上的突破都是在题材领域;对“新时期”的创作环境都不适应，同时在这一时期继续坚守新中国初期的革命理想和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笔者认为刘川是第二代剧作家的典型和代表。因此，对刘川创作道路的研究，就是对整个第二代剧作家进行历史定位和价值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