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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个人所得税从1980年开征以来到2004年止,纳税人规模达到2.6亿。1994年实行新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以来,个人所得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个人所得税的总量在十年的时间里(1994-2004年)增长了23倍,大大超出GDP、国家税收总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个人所得税占GDP、税收总额的比重也增长迅速。 然而,快速的增加仍然无法掩盖背后存在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86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显示,我国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府财政统计年鉴》显示,我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说明个人所得税的发展与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是不相适应的,而原因之一是个人所得税的大量流失。一些学者测算,每年光“地上经济”就有上百亿元的流失,加上地下经济就有上千亿元,大量隐性收入和大规模地下经济的存在导致巨大的收入“真空”。 由个人所得税的结构分析可知,工薪所得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比重最大,平均在45%以上,是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体。再加上近年来税负公平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的巨大反响,社会普遍认为工薪阶层承担了过重的税负而高收入阶层逃避了应该承担的税负,不由的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税负不公”。分析发现,问题存在于税收制度本身及其配套机制,主要有税制结构、税制要素、税收管理体制、税收征管等几大方面,其中税收征管不力、惩处不严是最直接的原因。根据问题的来源,对个人所得税优化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一个框架,即包含税制结构的优化及其外部条件的优化两个层面,税制结构的优化层面又可细分为税种优化和税制要素结构优化两个层次,外部条件细分为税收征管和税收管理体制两个方面。而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税收结构层面,而对税收征管关注不够。 世界银行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经验进行总结时指出,“在对税收征管进行改进的同时进行税收结构改革通常更有效率,税收征管的改进是对任何税制改革的必要补充”。这表明税收征管对税制结构改革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税收博弈模型分析了罚款数额、应纳税额、稽查成本、心理负担等因素对逃税行为的影响,逃税理论模型为税制因素对逃税行为的影响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使笔者得到了模型切入点的灵感。本文从税制要素中的稽查概率、惩罚力度以及税收征管的角度出发建立优化模型,以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检查为主要研究对象,把个人所得税的征税问题看作一个“领导者-跟随者(Leader-Follower)”问题:其中上层为税务部门,往往掌握不了纳税人的真实所得,只有加强对纳税人的收入来源和数量的检查、以税收征管中的稽查范围、稽查概率、惩罚力度等政策要素来影响纳税人的行为,才能有效遏制逃漏税行为的发生;下层为纳税人,根据税收部门的税收政策来选择纳税申报额,以期最大化个人效用。模型的主要思想是:在一定的税收环境下,税收部门通过确定税务稽查概率(上层决策变量)来影响纳税人的纳税申报额(为下层决策变量),而纳税人的选择行为反过来又影响上层的决策制定。 通过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现状的分析,笔者认为个人所得税流失严重、税目结构不合理、高收入阶层偷逃税现象严重是三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本模型由所侧重地选择了缓解税收流失、调节税目结构和纳税人收入结构(主要是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作为主要优化目标,希望通过双层优化模型为税收部门制定稽查策略提供支持。在一系列假设前提下,笔者建立了基于双层规划方法的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的优化模型,并以一个小规模的算例来演示模型。通过计算将双层问题转换为单层的非线性规划问题,然后用Microsoft Excel的规划求解功能求解这个非线性规划问题。笔者发现在这种双层优化模型下,税收部门的稽查计划在面对环境改变(参数的变化)时能够自我调节以适应变化并获得最大税收收入。 本文提出的“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的双层规划模型”从一个全新的视野对个人所得税逃税问题进行了研究,创新点在于首次把个人所得税的征纳问题看成一个主从决策问题,用上下层相互作用的建模思想对所得税征纳问题进行优化,以期为税务部门制定最优的稽查机制提供参考。 本模型从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纳的实际情况出发,但并不局限于此。这种从上层、下层两个层次分别进行优化的建模思想同样可以用于其他类型的税收征纳问题,如逃税与反逃税、避税与反避税。同时,双层规划模型在税收征纳问题中的应用也为其他具有主从地位关系的经济领域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