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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政府的产权理论是不完整的,政府对产权结构的任何重新界定都产生福利影响,本文从资本充足率监管下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动态行为中观察产权制度的经济效果。在资本充足率监管下,银行资本结构调整有两种目标模式,即,监管模式和最优模式,前者以最低监管资本为目标,后者以最优资本为目标。形成银行目标资本结构偏好的制度动因是什么,如何改善制度环境促使目标资本结构从监管模式向最优模式转轨构成了本研究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全文的核心思想在于表明单一的标准系数监管能够提高银行业的资本水平,但无法优化资本结构目标模式,而产权改革则具有增强资本对风险的敏感性的经济效果。也就是说,资本监管使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发生“量变”,产权改革使资本结构行为发生“质变”。
本文的理论基础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首先运用产权结构的生产函数模型和制度变迁的政府产权模型预测我国转轨经济制度背景下产权制度、资本监管制度变迁路径及其经济效果。政府效用函数是理解银行业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基础,政府总是设计和推动能够实现和满足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产权结构、资本监管制度。我国单一的国有金融产权改革、资本监管制的引进都源于国家效用函数下降,在推进产权改革和资本监管制度的过程中,国家效用函数仍然是最根本原则,银行产权制度变迁的要害不在于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更重要的在于在国有产权之外是否迅速成长起来与之平等竞争与谈判的市场主体。然后从银行贷款合同的交易成本角度将软预算约束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事前(贷款合同的申请、审批阶段)风险定价成本大大低于事后谈判成本,事前风险定价将整体上节约交易成本,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最后分析事前风险定价的成本,风险定价有监管资本和风险资本两种度量方法,不同的度量方法就意味着不同的成本。
本文回顾了银行资本结构研究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文献。Barrios andBlanco(2003)是银行资本结构决策的重要文献,该文献将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动态行为归纳为市场模式和监管模式两种,以最低监管资本为目标则称为监管模式,以最优资本结构为目标则为市场模式。对我国银行业转轨的制度背景进行了分析,首先阐述中央政府效用函数与国有银行产权制度和资本监管制度变迁以及地方政府行为对地方城商行产权结构、资本结构的影响,然后介绍金融机构破产法制环境,最后考量银行筹资活动中金融市场的约束。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及制度背景,提出四大研究假设：第一,产权性质不同资本结构调整目标模式不同。企业法人控股银行,无论是否存在监管压力,其资本结构调整与资产风险、资产盈利性更为相关,且资本结构调整频繁：政府股东控制银行资本结构调整与是否承受监管压力有关,资本水平高不受监管压力的政府控股银行资本结构调整对资产风险敏感,资本水平低受监管压力的政府控股银行,其资本调整则与最低监管资本和资产增速相关。第二,产权改革比资本监管更能增强银行对最优目标模式的偏好。实施标准系数监管可以提高资本水平,但不能提高资本的风险相关性,还会使资本水平低的银行提高风险高的贷款资产占比；产权性质多元化改革具有增强银行资本风险敏感性的经济效果。第三金融市场约束对资本水平高的银行有效。第四,财政赤字越大的地方政府,越积极调整其控股城商行的资本,城商行资本结构调整与区域金融生态正相关。为检验以上假设,以1994-2005年73家商业银行为样本,建立了资本调整行为和贷款风险行为动态模型。论文首先采用划分最优目标组和监管目标组两个对照组和非均衡模型的研究设计,观察监管环境、产权环境、市场环境对资本动态行为的影响以及样本归属市场模型的概率,发现产权形式多元化改革提高了银行对最优资本结构目标的偏好。论文的贷款风险行为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强制实施简单系数法资本监管,银行资本比例迅速提高的同时高风险贷款占比也提高,存在过度冒险的机会主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