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了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突变,1998年和2008年我国连续两次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进行了调控,并且使我国经济迅速摆脱了衰退的风险,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但随之而来的是,各级政府债务规模激增,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发生频繁,就业困难加剧,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效率损失增加,这些公共风险的产生与扩大是否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关呢?我们都知道,自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为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先后推进了各项制度改革,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基本确立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些制度性因素是否会导致积极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产生偏差,继而导致公共风险产生甚至扩大呢?基于此,本文致力于从制度层面分析积极财政政策产生公共风险的机理,并对积极财政政策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评估。本文主要分析了积极财政政策产生债务风险、挤出效应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失业风险、收入分配风险以及效率损失风险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风险进行了评估。全文架构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第二章,从制度层面分析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产生的机理；第三章,对积极财政政策债务风险的收敛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向量自回归协整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其收敛性进行检验,同时,对债务风险变动进行了评估；第四章,对积极财政政策引发挤出效应风险的机制进行分析,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挤出效应风险进行实证检验和评估；第五章,对积极财政政策引发通货膨胀风险的机制进行分析,运用向量自回归动态模型对通货膨胀风险变动效应进行检验和评估；第六章,对积极财政政策引发失业风险的机制进行分析,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对失业风险进行检验和评估；第七章,对积极财政政策引发收入分配风险的机制进行分析,估算了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及省份总体居民的基尼系数,运用HAC-GMM模型和SYS-GMM模型对收入分配风险进行了检验和评估；第八章,对积极财政政策引发竞争效率损失风险和资源配置效率损失风险的机制进行分析,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前沿随机生产函数模型对竞争效率损失和资源配置效率损失进行了检验和评估。本文的基本结论是：(1)我国债务风险存在长期收敛趋势,首轮积极财政政策债务风险较大,此次债务风险有所降低；(2)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不但没有产生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挤出,反而产生了挤入效应,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产生挤出效应风险；(3)首轮积极财政政策是通货膨胀产生的主要因素,通货膨胀风险较大,此次积极财政政策已不是通货膨胀产生的主要因素,通货膨胀风险较小；(4)首轮积极财政的总体失业风险是先降低后上升,总体来说失业风险不大,城镇失业率风险略低于总体失业率风险。此次积极财政策的总体失业率风险在不断上升,但上升幅度在不断降低,城镇失业率风险显著高于总体失业率风险；(5)首轮积极财政政策期间,省份总体居民收入分配风险略高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风险；此次积极财政政策期间,省份总体居民收入分配风险略低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风险；(6)首轮积极财政政策显著提高了竞争效率损失风险和资源配置效率损失风险,此次积极财政政策虽然显著增加了竞争效率损失风险和资源配置效率损失风险,但相比首轮效率损失风险都有所降低。